发布: 9:00pm 14/10/2024

社论.现阶段不应重启GST

对于2025年财政预算案，相较于重启GST，我们更关心当前的经济挑战、吸引外资、抑制通货膨胀、提高薪资等课题。

政府将于本月18日向国会提呈备受各界关注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不少分析员认为，现在是重启消费税（GST）的时机；因为去年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要求在中期内（3年至5年），国债占GDP比重不得超过60%（联昌证券分析报告指称，今年约为62%，接近债务上限的65%）。一旦超过，政府就必须制定一个可操作且能持续增加税收的策略。

当然，重启GST不是立即实行，但经立法批准和商家适应还需要时间，而下一届全国大选最迟将在2027年11月举行，如果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不提出重启GST，那么这个能为政府解决财政窘迫税务方案的时机就会失去。

不过，针对重启GST的建议，首相安华已暗示，不会在即将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重启；他说，除非国人最低薪提高到3000至4000令吉，因为重启消费税前应先考量提高国人收入门槛。

联昌证券研究针对预算案提出3种可行方案，除了重启消费税、亦可透过调高销售与服务税（SST）、下调RON95汽油补贴。前者是开源（增加税收），后者是节流（减少支出）。

我们先说“节流”，如果RON 95与柴油补贴减少20%，以每年RON 95消耗量145亿公升，柴油消耗量105亿公升计算，政府每年能减少100亿令吉的补贴支出。但降低补贴对普通消费者和企业界都会产生影响，尤其生活成本上升会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冲击，或许政府可以考虑分阶段降低补贴，同时实施针对性的援助措施，来协助弱势群体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冲击。

但如果取消企业柴油补贴，物流成本增加，最终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导致通货膨胀，所以这项节流措施必须三思而行。

再说GST（商品及服务税）与SST（销售与服务税），这是两种不同的税收体系，两者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不同，存在冲突，所以要打消两者同步征收的念头。

政府只会选择一种体系，以避免对企业和消费者造成双重负担。此前，我国曾在2018年从GST转回SST，就是为了简化税制和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如果又要从SST改回GST，这才真的是朝令夕改。

我们同意GST税收多于SST税收。GST推行期间，税收的年收入曾达到440亿至470亿令吉，反观SST的年收入仅为230亿至250亿令吉；两者相差近200亿令吉。

那么，哪个税制更公平？GST在增加政府税收和覆盖范围层面更广，对企业来说，可以申请退税，税制较为公平；但对于低收入户来说，GST的税制会对民众生活带来压力。而SST则对低收入家庭相对友好，但对政府的税收效率明显较弱。

安华已经表态暂不考虑重启GST。但有没可能重新引入或加征遗产税来增加国库收入？毕竟在1991年之前大马曾经征收过。至于影响遗产税收入的主要因素，包括税率（5%-40%不等）、免税额、资产申报和税务合规、遗产规模和分布。

遗产税的具体收入预测依据上述4项因素，我们目前并没有精确的公开数据来衡量富裕群体的资产总量。不过，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征收遗产税的经验进行推测。例如：韩国遗产税收约占GDP的0.2%左右、美国遗产税收约为GDP的0.1%。

所以，如果大马实行遗产税（假设税率为10-20%，免税额相对较高），以2023年大马1.64兆令吉的GDP为基础，0.1%或0.2%GDP，可能带来的税收介于16.4亿至33亿令吉。遗产税收入不多，只能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次要来源。

对于2025年财政预算案，相较于重启GST，我们更关心当前的经济挑战、吸引外资、抑制通货膨胀、提高薪资等课题。

其一，在民生方面：控制通胀、维持生活成本、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津贴、最低薪资提高至2000令吉（但如何在最低薪资与企业成本，包括外资反应中取得平衡，是政府的重大挑战）。

其二，在教育方面：对教育部的拨款必须多元考虑，包括改善教学设备、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学生的学习意愿与水平、消除辍学率、公平拨款独中与华校。

其三，在拉近城郷差距方面：在医疗设施、卫生条件、基础建设（交通、防洪等）、网络通讯、人民所得等，应该考虑拉近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