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9:00pm 14/10/2024

社論.現階段不應重啟GST

對於2025年財政預算案，相較於重啟GST，我們更關心當前的經濟挑戰、吸引外資、抑制通貨膨脹、提高薪資等課題。

政府將於本月18日向國會提呈備受各界關注的2025年財政預算案；不少分析員認為，現在是重啟消費稅（GST）的時機；因為去年通過的《財政責任法案》要求在中期內（3年至5年），國債佔GDP比重不得超過60%（聯昌證券分析報告指稱，今年約為62%，接近債務上限的65%）。一旦超過，政府就必須制定一個可操作且能持續增加稅收的策略。

當然，重啟GST不是立即實行，但經立法批准和商家適應還需要時間，而下一屆全國大選最遲將在2027年11月舉行，如果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不提出重啟GST，那麼這個能為政府解決財政窘迫稅務方案的時機就會失去。

不過，針對重啟GST的建議，首相安華已暗示，不會在即將提呈的財政預算案中宣佈重啟；他說，除非國人最低薪提高到3000至4000令吉，因為重啟消費稅前應先考量提高國人收入門檻。

聯昌證券研究針對預算案提出3種可行方案，除了重啟消費稅、亦可透過調高銷售與服務稅（SST）、下調RON95汽油補貼。前者是開源（增加稅收），後者是節流（減少支出）。

我們先說“節流”，如果RON 95與柴油補貼減少20%，以每年RON 95消耗量145億公升，柴油消耗量105億公升計算，政府每年能減少100億令吉的補貼支出。但降低補貼對普通消費者和企業界都會產生影響，尤其生活成本上升會對中低收入群體產生衝擊，或許政府可以考慮分階段降低補貼，同時實施針對性的援助措施，來協助弱勢群體應對燃料價格上升的衝擊。

但如果取消企業柴油補貼，物流成本增加，最終還是會轉嫁給消費者，導致通貨膨脹，所以這項節流措施必須三思而行。

再說GST（商品及服務稅）與SST（銷售與服務稅），這是兩種不同的稅收體系，兩者的性質和運作方式不同，存在衝突，所以要打消兩者同步徵收的念頭。

政府只會選擇一種體系，以避免對企業和消費者造成雙重負擔。此前，我國曾在2018年從GST轉回SST，就是為了簡化稅制和減輕民眾的生活壓力。如果又要從SST改回GST，這才真的是朝令夕改。

我們同意GST稅收多於SST稅收。GST推行期間，稅收的年收入曾達到440億至470億令吉，反觀SST的年收入僅為230億至250億令吉；兩者相差近200億令吉。

那麼，哪個稅制更公平？GST在增加政府稅收和覆蓋範圍層面更廣，對企業來說，可以申請退稅，稅制較為公平；但對於低收入戶來說，GST的稅制會對民眾生活帶來壓力。而SST則對低收入家庭相對友好，但對政府的稅收效率明顯較弱。

安華已經表態暫不考慮重啟GST。但有沒可能重新引入或加徵遺產稅來增加國庫收入？畢竟在1991年之前大馬曾經徵收過。至於影響遺產稅收入的主要因素，包括稅率（5%-40%不等）、免稅額、資產申報和稅務合規、遺產規模和分佈。

遺產稅的具體收入預測依據上述4項因素，我們目前並沒有精確的公開數據來衡量富裕群體的資產總量。不過，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徵收遺產稅的經驗進行推測。例如：韓國遺產稅收約佔GDP的0.2%左右、美國遺產稅收約為GDP的0.1%。

所以，如果大馬實行遺產稅（假設稅率為10-20%，免稅額相對較高），以2023年大馬1.64兆令吉的GDP為基礎，0.1%或0.2%GDP，可能帶來的稅收介於16.4億至33億令吉。遺產稅收入不多，只能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次要來源。

對於2025年財政預算案，相較於重啟GST，我們更關心當前的經濟挑戰、吸引外資、抑制通貨膨脹、提高薪資等課題。

其一，在民生方面：控制通脹、維持生活成本、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津貼、最低薪資提高至2000令吉（但如何在最低薪資與企業成本，包括外資反應中取得平衡，是政府的重大挑戰）。

其二，在教育方面：對教育部的撥款必須多元考慮，包括改善教學設備、提升教學質量、加強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水平、消除輟學率、公平撥款獨中與華校。

其三，在拉近城郷差距方面：在醫療設施、衛生條件、基礎建設（交通、防洪等）、網絡通訊、人民所得等，應該考慮拉近城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