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掌控好萊塢電影靈魂的女配樂師
配樂是電影情感表達的重要一環，彭亨出生的吳婧怡（Joy Ngiaw）在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主修電影配樂，畢業後到好萊塢闖蕩，目前是專門為影視作品配樂的作曲家。
想當年剛到好萊塢時，她一邊擔任作曲家的助理，一邊尋找挑大樑的機會。她說，想要一炮而紅不是那麼容易，新人的成長過程必然需要投入時間、耐心跟努力，“就是要不斷地創作，不斷去認識人，不斷去累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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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本報 梁慧穎
照片：受訪者提供
電影正式開始前通常會有電影公司的一段Logo音樂，下次如果觀看好萊塢Skydance動畫工作室的影片不妨留意開頭音樂，因為那段音樂可是由馬來西亞出生的配樂師吳婧怡譜曲。
吳婧怡來自彭亨州金馬揚，6歲時去了中國生活，就讀上海國際學校，在中國度過少兒時期。從小學古典鋼琴的她，對電影和音樂特別有興趣，所以大學時她去了美國著名的伯克利音樂學院進修電影配樂，畢業後即移居洛杉磯到好萊塢發展。
剛到好萊塢時，她都是擔任作曲家的助理，一邊學習一邊累積經驗，同時尋找挑大樑的機會。動畫短片《Blush》（2021年）是她的突破之作，她不但因為這部作品榮獲好萊塢音樂傳媒獎和得到安妮獎提名，也因為這部作品而得到更多工作機會。
她跟Skydance動畫工作室頗有淵源，除了《Blush》是這個工作室的首部動畫短片，這部短片的主題曲經過重新編曲後更被用作Skydance動畫的Logo音樂。她最新一部作品是2024年6月在串流平臺上線的《雲朵拉》（WondLa），這部動畫影集也是由Skydance動畫工作室製作。
拓展人脈探索合作機會
跟很多孩子一樣，她從小看迪士尼動畫例如《獅子王》和《花木蘭》長大，那時候她就已經知道配樂能夠牽引觀眾的情緒，有著強大的情感渲染力。
從小她就很感性，喜歡即興彈鋼琴來抒發情緒，音樂老師因此建議她去學作曲。後來她去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主修電影配樂，副修遊戲配樂。
2015年畢業後，她在隔年移居洛杉磯尋找工作機會，不介意從實習生還有作曲家的助理做起。這對於當時還是新人的她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段時期，因為透過擔任前輩的助理，她學會怎樣跟影視團隊合作，以及累積了不少實務經驗。
她擔任助理大概有三四年，同一時間，她沒有放棄做自己音樂的夢想，所以她會利用私人時間去參加電影節等活動，透過這種場合認識新晉的獨立電影導演和學生導演，探索有沒有機會跟他們合作。“就這樣我慢慢有了自己的project（項目），一直累積、一直累積，直到我覺得比較有信心自己應付大型project，我就沒當助理了。”
不同團隊不同合作模式
她現在是全職作曲家，有經紀人幫她接洽工作。在配樂這個行業，作曲家的工作模式基本上都是接案子，所以作曲家的人脈和口碑很重要，口碑好才會有一個接一個的機會找上門。
作曲家通常會跟不同團隊合作，而不同團隊可能會有不同的工作模式，比如有些團隊一早決定他們想要什麼風格的配樂，作曲家就按照他們想要的風格去創作。但也有些團隊不確定要怎樣的音樂，他們就會先給她看劇本或粗剪版本，接著大家一起討論要什麼風格的音樂，然後由她創作一段試聽曲。
當要正式配樂時，她說，作曲家跟導演通常會有一個叫“Spotting Session”的會議，即作曲家和導演會一邊觀看毛片，一邊討論哪個片段需要置入音樂，以及置入的音樂要帶給觀眾怎樣的感覺。這個會議很重要，因為導演未必深諳音樂語言，她作為配樂師的責任就是要了解導演的想法，然後再把導演想要營造的氛圍和感覺轉譯成音樂語言。
這種配樂工作通常不會只做一次就能讓所有人都滿意，過程中往往會有很多的討論和修改，例如導演可能會要求她加快某段音樂的節奏或加強某段音樂的張力。所有人都滿意之後，如果有足夠的預算，電影配樂會在錄音室由專業樂團演奏及錄製；如果沒有足夠預算，她會盡量找朋友幫忙錄製一兩個樂器甚至親自配唱，因為她覺得真人演繹的音樂總是更加動聽。
她曾試過親自上陣指揮樂團演奏及錄製配樂，因為身為作曲家，她最清楚導演想要帶給觀眾怎樣的感覺，她希望錄製的成品能夠達到大家想要的效果，甚至更好。
從她敘述的配樂過程，其實可以瞭解到配樂師不可能關起門來自顧自地創作，因為電影製作涉及很多不同單位，各單位總是需要互相協商。如果要做一個能夠讓導演放心的配樂師，她認為學會跟別人合作是很重要的一點。
此外，她認為配樂師應該樂於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因為他們可能會遇到不同類型的電影，而不同電影會有不同風格的配樂，比如驚悚片和浪漫喜劇的配樂風格就很不一樣。像她為《雲朵拉》配樂時，有些樂器比如非洲樂器她並不熟悉，所以她就去向樂器行請教。萬一不能當面請教，通常她會從YouTube瞭解她不擅長的樂器，有了基本認識才開始創作。
女性只配為浪漫喜劇配樂？
在好萊塢，電影配樂這個行業過去一直都是由男性主導，很多觀眾也只認識約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漢斯．季默（Hans Zimmer）這些配樂大師，很少有女性在這個行業闖出一片天。
她剛入行時也發現女作曲家往往受到限制，因為很多人有刻板印象，認為女作曲家只適合為浪漫喜劇配樂，導致女作曲家很少有機會為大製作電影和動作片配樂。不過好萊塢現在比較包容和開放，也比較願意聆聽不同的聲音，她很慶幸有機會嘗試不同的東西，比如她配樂的《雲朵拉》其實就有不少動作場面，她想以此證明來自亞洲的女作曲家也有本事創作出磅礴的配樂。
身為亞裔，她的成長背景對她的創作有著莫大影響，比如她會嘗試在她的音樂加入華樂、甘美蘭等亞洲民族音樂元素，而也因為這樣子，“很多音樂工作室會覺得‘你的音樂很不同’。”
除了短片和動畫影集，她過去也曾為幾部長篇電影配樂，例如網飛的《搜救犬露比》（Rescued by Ruby）。至今她未試過為動畫長片配樂，她的願望是將來有機會為像《海洋奇緣》（Moana）這樣的動畫電影配樂。
給予新人的建議
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如果想像她那樣到好萊塢從事配樂，她認為累積經驗非常重要。所謂經驗是除了要懂怎樣作曲，還包括要懂得怎樣運用科技製作音樂。像她擔任作曲家助理的那些年，很多時候她其實都需要使用電子配備和電腦軟件處理混音、編輯音頻等工作，而不同作曲家又有各自偏好使用的軟件，這些都是助理很好的學習機會。
另一點很重要是拓展人脈，她建議新人多去認識導演和製片人，因為這些人說不定會是將來的合作對象。如果真有機會合作，她說：“就算是學生片子，我覺得都是很好的經驗，每次合作都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現實生活中，作曲家一炮而紅的成功例子其實不多，新人剛入行時往往都是從擔任助理開始，“比較少機會做自己的音樂，都是在協助別人。”她說，新人的成長過程必然需要時間、耐心跟努力，“就是要不斷地創作，不斷去認識人，不斷去累積經驗。”
新人如果想在好萊塢發展事業，通常都需要像她那樣移居洛杉磯。其他地方不是沒有機會，她說像紐約和倫敦也有不少廣告及電影的配樂工作，能不能把握還是得看人脈。
她目前活躍於好萊塢一個重視多元價值的作曲家組織（Composers Diversity Collective），這個組織旨在支持各種背景的音樂人。她至今在好萊塢還未遇見來自馬來西亞的作曲家，她希望她的經歷能夠激發亞裔還有女性同行，一起為好萊塢譜寫風格更加多元的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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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格视频
点开Gema Bumi网页，往下滑看见马来西亚地图。点击漂浮在上头的圆点，该处的声音和视频在眼前展开。原住民在山里小溪里移动的声音，晨间蝉鸣以及雾霭环绕的山峰，肯雅族弹奏传统乐器Sampe，侏儒象过河溅起水花声的瞬间，都被记录在云端。
这些发生在日常却往往被忽略的声音，是本地作曲家余家和踏入田野收集的。他认为，用麦克风采集声音，比起人耳更客观，更能提供最完整的资讯。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世伟
余家和是音乐高级讲师，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
出生于砂拉越名为马鲁蒂（Marudi）的小镇，他在尚未有记忆以前，跟随从事伐木业的父亲到美里的深山居住。小学二年级以前，家里没电也没自来水。
“冲凉就在家前面的河流，那些水很干净，也是我们喝的水，当然也有井水。”或许是自小就和自然接触，即便在成年后离开林里到城市发展，他仍离不开和自然的联系。
多年来，他致力研究东南亚民间音乐，时不时深入原住民部落采集声音。
城市发展下消失的声音
在一次远赴砂拉越巴南河流域，寻找肯雅和加央族部落录制原住民歌唱、活动声音的过程中，他意外发现森林生态的声音减少了。
“后来我发现没有人唱歌，只有流水声，这样的录制也不错，往后就越来越往环境声音发展。在2017年到2019年间，我去了砂拉越那里，每一次都去录声音，发现前后两年录的声音完全不同。”
他说明，2017年森林里的生物多元，四处可听见昆虫、鸟类的声音。短短2年内，这些声音明显减少，一问之下，他才发现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河流亦受到污染。
“一开始去的时候，原住民村子前面的河流还蛮干净的，我们还可以游泳，但2019年的时候就不能了。”
毫无预警地，COVID-19病毒来袭，全球落实封锁政策，人类困在家里，道路上没有车辆。少了噪音，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声音回来了。
带上器材开启声音采集
当时，政府限制人民的活动范围，因此余家和只能走到最靠近的公园，只为听声音。
“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城市公园的声音这么好听。以前有很多车辆、工厂在附近，发出噪音，像飞机也是，它的低频很重。”低频噪音指的是频率在500赫兹以下的声音，他接着说：“低频导致的噪音污染，让我们听不到很多声音，例如鸟叫以及昆虫声。”随着噪音污染减弱，森林里的生物回来了，城市的住宅区亦能“听”见大自然的生态。
于是，他赶紧拿起麦克风到周遭采集。慢慢地，政府放宽活动范围，他拉着从事导演、制作人的朋友郭威廉到城市的绿地里录音。一个录制视屏，一个采集声音。
“那时纯粹想把大自然的一些东西，通过videocam和麦克风录下来，保留当时的环境声。后来我们去更多的森林，像是Ketumbar Hill（山猪山）和Gasing Hill（加星山）。”
好听的声音很多，他说。而余家和口中的“好听”，是听了以后身心理都觉得很舒服的声音。
“流水声音大概是15到20分贝，我们的心情会很舒服；但流水很急的时候，音量达到50分贝，又会感到烦躁；而听到森林的昆虫声，人类就会感到安全。或许我们就应该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不是四周都是汽车、工厂和飞机声的地方。”
推出Gema Bumi寻找更多声音
有了个起头，他和郭威廉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计划。3月16日，由马来西亚歌德学院赞助的网站“Gema Bumi”正式推出。
“Gema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共震’。我们听到声音，是因为震动后产生频率，Gema Bumi 说的就是我们环境周围的声音。”
他们致力寻找马来西亚尚未被噪音污染的地方，像是曾经去到马泰边界的一个小甘榜，居民多为暹罗人。当地人看见两人无不感到新奇，因为许多未见外人来访。
点开网站的视频，一群侏儒象正缓缓过河。这是两人花了一周，在沙巴的京那巴当岸河“觅象”的成果。余家和分享，当时他们与象群隔着一段距离。在40分钟里，象群的“领导”盯着船只看。
“我们靠近一点，它就发出警告声，它的族群就在后面不管我们，一直在吃叶子。40分钟后，那个领导发出一些叫声，它们就停止吃，每一只大象开始过河。”不单如此，他们更在过程中发现类似新的猴子物种，目前已将录制的画面交由科学家鉴定。
出自于对自然的喜爱，两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抽出时间用影像和声音，记录和保护那些濒临消失的生态声。
采集到的声音可供后人参考
不单是采集生态的声音，余家和透露梦想是开个声音博物馆。博物馆里头收集各式各样的声音，好比老街、菜市场、山洞、失传行业。他进一步强调，人们认识一个地方不单靠四周的景色，也源自声音，“声音跟地景息息相关，当把声音拿掉，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陌生，成了我们无法辨别的一个地方。”
走出录音室录音，这就是所谓的田野录音师，亦是余家和最新的身分。虽然在本地尚未普及，但该职业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
“从加拿大开始后来加入生态学等不同领域crossover，在亚洲地区的话，日本、台湾比较多人在做。”这些采集而来的声音，往后成为供后人参考的数据，“像是我录下老街的声音，5年后这里发展成高楼大厦，我所留下的声音就成了可以参考的data。”
即便如此，说到保存，人们往往想到文字和照片，声音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声音里或许有更多的隐藏讯息
“完整的我记不清了，有一个说法大概是：照片胜过文字，而录下的音档则胜过几千张照片。”他解释，连续两年在一个地方照相，景色或许看起来都一样，但从声音或许能听出差异。
“我们可以录几公里以外的声音，但拍不到隔壁的森林。把声音录下来分析，就能看出什么物种消失了。所以，声音承载的信息比视觉多，一个录音胜过几千张照片的说法，就是强调声音里隐藏的信息很重要。”
后记：人得学习客观“人只听自己想听的。比方说现在时钟发出的滴答，你进来听到了，但一下就会忽略，因为不重要嘛，你会很主观去听我们讲话的声音。” 第一次接触余家和，其实是在去年参与他主讲的声音工作坊。 “人、语言和自然。人的思维方式受语言控制，当语言不在的时候，我们能更直接接触自然。” 踏出户外，众人根据指示闭上嘴不说话，关上眼专注地感受四周震动所发的声响。左耳传来的鸟鸣，前方地铁轰隆隆的进站声，甚至是后方吹来的风声……明明是再也熟悉不过的街道景色，却因此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许正如他说的，跳脱文字、视线所及之处，人的感受以及想像力，能走得更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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