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思想末罗游》的时候,作者点出本地华裔青年整体的精神、思想与状态,颇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们如同苦闷的马来青年,亦无法在本地的华语出版品获得满足,转而从中国、台湾、香港,寻求精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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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吴小保《思想末罗游:华马文史散论》一书出版以后,颇能见着华社在思想研究上的世代更迭。书中集结了作者过去十余年来研究上的思考轨迹。书中40篇文章分别以“历史与思潮”、“人物”、“翻译”、“语文”和“文学”作辑,又第一辑“历史与思潮”的内容最为厚重,占了全书约莫五分之二的篇幅。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研究的前期作业——寻找属于自己观察位置,借以追问:“我们与‘马来人思潮’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又如何从这关系中找到特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从第二至五辑,即是作者试图从4个不同面向回应前述的自我提问。
书中第一辑,大致为我们描绘了马来社会的不同思潮,分别来自中宗教教育的少壮派、英文教育的贵族(以江沙马来学院未达标)、马来教育的农村子弟(以苏丹依德理斯师训学院为代表)。在历经不同时间点的思潮演变中,进一步讨论现代化、去殖民、建构国族等当代议题,并以“如何告别族群政治”作为整辑的结。同时,也开启书后半部不同内容的讨论,包括人物、翻译、语文和文学。
在第二辑〈人物〉中,最为华社熟悉的杨贵谊先生自是重要的讨论对象。作者如此评述,“在面对政治的压力下,仍凭着自己对文化工作的信念一一熬过,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也体现了对于马来亚国族想像的价值追求。另外,鲁白野、陈妙华及他们所一起主编的《马来语月刊》,也是参与国家推动国语政策的重要事迹,奠定了华社整个国语教育的重要基础。在上述人物的故事中,他们其中促成一项重要的工作——翻译,也是第三辑的内容。作者分别在不同篇章中讨论,国语所形成文化资本垄断,边缘化了其他的语言文化。而其所隐含的政治性,不仅关乎族群间的语言实践课题,还有涉及了翻译工作,如何开展才符合我们的实际所需。
此外,作者以边缘作为视角的论述,经常为读者带来是不一样的边际思考。例如,一般华社直接讲马来语等同于国语的思考,其实忽视了它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遭受到传统宗教、习俗的挑战。甚至,马来菁英还借鉴了华教运动来保卫文化权益。故此,作者认为,华教运动和国语文运动并不必然是相互牴触的。而在文学方面,当论及国家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否定,是否为了打造一种单元文化?有没有可能是“单语—多元文化”?而且,这只是马华社会的困境吗?印裔社会是否也是如此?如此的话,他们是否也会有所谓的“出走”派呢?
在阅读《思想末罗游》的时候,作者点出本地华裔青年整体的精神、思想与状态,颇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们如同苦闷的马来青年,亦无法在本地的华语出版品获得满足,转而从中国、台湾、香港,寻求精神粮食。然而,苦闷究竟是来自于知识理论上的匮乏,还是缺乏实践理想的可能?或许,作者所书写的这本华马文史散论已作为答案自身,回答了这一道大哉问。而且,它也可以作为开始重新思考我群下意识中的他者,以及复数的我们又如何应当重新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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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此书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正在进行式的)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公民运动即净选盟集会——这可说是一个时/世代的共同记忆;二来,纵览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相关论述中,《街头的共同体》不仅突破族群的论述框架,也带我们一起思考新政治的可能。
去年底,季风带文化出版《街头的共同体:马来西亚净选盟大集会里的国家与族群》一书,不免吸引对政治感兴趣或社会学徒如我的眼球。一来,此书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正在进行式的)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公民运动即净选盟集会——这可说是一个时/世代的共同记忆;二来,纵览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相关论述中,《街头的共同体》不仅突破族群的论述框架,也带我们一起思考新政治的可能。
我所指的“新政治的可能”,源自于作者冯垂华在书中一开始的提问:“社会运动如何透过由下而上的公共行动创造新的意见和身分,并以此抵抗官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它又如何影响了社运参与者的族群关系?”换言之,作者的思考点是把净选盟集会作为一个“社会实验”的场合。因为,在作者的历时性研究与分析中,马来西亚的公共领域早已被殖民时代“分而治之”的治理,分割成以单一族群为首的不同区块,而活跃的大部分也都是各族群的菁英分子。
或许你会说:不会啊,嘛嘛档最能体现跨族群互动的公共空间了!不过,实际上却非如此。根据作者访谈28位受访者的分享中,除了一般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工作场合、教育场所之外,最有可能的互动却是在非营利组织、公民团体的交流活动中。而且,一般民众要参与交流活动是具有一定门槛的要求。在田野过程中,作者发现嘛嘛档虽然充斥着不同族群的民众,但彼此间几乎没有交集。也就是说,若要打破依循族群边界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有是以功能性为主导的交流,比如商业性质的活动。
在这一意义下,社会运动(可能)提供了跨族群交流的契机,让街头上的“我们”可以在工作与学校之外,连结彼此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在作者的研究发现中,各族群之间的互动相当有限,但它推进并奠定了国内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人民”一词的内涵也经由在运动中的不同互动、交流之后,不仅有了有别于以往的新认知——兼具“公民”及“民族”的身分,也让参与者可以带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其实践。
作者将上述新意识视为人民在社会结构限制下展现能动性的动力源,由此有机会开创出各族群对国内议题讨论的公共领域。只是,在书中最后的〈补记〉中,作者也指出“白旗运动”和“黑旗斗争运动”的胜利,源自于“去政治化”、“政府失能”以及“民间能动性”。
不禁让人犹疑,人民是否也得是对在既有国家政策下,某种倾斜式的公民权益缄默,我们才有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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