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思想末羅遊》的時候,作者點出本地華裔青年整體的精神、思想與狀態,頗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們如同苦悶的馬來青年,亦無法在本地的華語出版品獲得滿足,轉而從中國、臺灣、香港,尋求精神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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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吳小保《思想末羅遊:華馬文史散論》一書出版以後,頗能見著華社在思想研究上的世代更迭。書中集結了作者過去十餘年來研究上的思考軌跡。書中40篇文章分別以“歷史與思潮”、“人物”、“翻譯”、“語文”和“文學”作輯,又第一輯“歷史與思潮”的內容最為厚重,佔了全書約莫五分之二的篇幅。作者在〈後記〉中說,這是研究的前期作業——尋找屬於自己觀察位置,藉以追問:“我們與‘馬來人思潮’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又如何從這關係中找到特屬於自己的問題意識?”。換句話說,從第二至五輯,即是作者試圖從4個不同面向回應前述的自我提問。
書中第一輯,大致為我們描繪了馬來社會的不同思潮,分別來自中宗教教育的少壯派、英文教育的貴族(以江沙馬來學院未達標)、馬來教育的農村子弟(以蘇丹依德理斯師訓學院為代表)。在歷經不同時間點的思潮演變中,進一步討論現代化、去殖民、建構國族等當代議題,並以“如何告別族群政治”作為整輯的結。同時,也開啟書後半部不同內容的討論,包括人物、翻譯、語文和文學。
在第二輯〈人物〉中,最為華社熟悉的楊貴誼先生自是重要的討論對象。作者如此評述,“在面對政治的壓力下,仍憑著自己對文化工作的信念一一熬過,完成自己的文化使命”,也體現了對於馬來亞國族想像的價值追求。另外,魯白野、陳妙華及他們所一起主編的《馬來語月刊》,也是參與國家推動國語政策的重要事蹟,奠定了華社整個國語教育的重要基礎。在上述人物的故事中,他們其中促成一項重要的工作——翻譯,也是第三輯的內容。作者分別在不同篇章中討論,國語所形成文化資本壟斷,邊緣化了其他的語言文化。而其所隱含的政治性,不僅關乎族群間的語言實踐課題,還有涉及了翻譯工作,如何開展才符合我們的實際所需。
此外,作者以邊緣作為視角的論述,經常為讀者帶來是不一樣的邊際思考。例如,一般華社直接講馬來語等同於國語的思考,其實忽視了它在現代化過程中也遭受到傳統宗教、習俗的挑戰。甚至,馬來菁英還借鑑了華教運動來保衛文化權益。故此,作者認為,華教運動和國語文運動並不必然是相互牴觸的。而在文學方面,當論及國家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否定,是否為了打造一種單元文化?有沒有可能是“單語—多元文化”?而且,這只是馬華社會的困境嗎?印裔社會是否也是如此?如此的話,他們是否也會有所謂的“出走”派呢?
在閱讀《思想末羅遊》的時候,作者點出本地華裔青年整體的精神、思想與狀態,頗有警示之意。他指出,他們如同苦悶的馬來青年,亦無法在本地的華語出版品獲得滿足,轉而從中國、臺灣、香港,尋求精神糧食。然而,苦悶究竟是來自於知識理論上的匱乏,還是缺乏實踐理想的可能?或許,作者所書寫的這本華馬文史散論已作為答案自身,回答了這一道大哉問。而且,它也可以作為開始重新思考我群下意識中的他者,以及複數的我們又如何應當重新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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