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猷荃 | 宗教滚出公共领域最理想

非穆斯林要大力反对宗教司法案，原则上还是正确无误。然而，考虑到反对的难度，倘若需要保留筹码，在其他族群权益方面博弈，这是否是一个值得抛开一切，全面抗争的战场？

当前面临热议的《2024年宗教司（联邦直辖区）法案》，其实早在今年7月就在国会下议院一读。有人质疑，华文媒体没有及时报道，乃是自我设限，或是“收到指示”，有意掩盖议题。

这当然是无的放矢。法案绝大部分内容，牵涉穆斯林宗教层面的事务。多元族群社会，大多数议题超越族群宗教，影响全民。这类议题，各语文媒体都会共同报道。

然而，倘若长期参考各语文报章头条，不难发现，也有不少议题属于各别族群各自关注。比如，华社最新关注的优大面临追税与罚款事宜，马来文报章就比较少，也比较迟报道。

今年7月，正是爆发华教义演课题的时间点，华教课题获得极大关注。同时间在国会提呈一读的宗教司法案，自然难获相等关注。

表面上看，宗教司法案，几乎全面属于穆斯林社群信仰管理的层面。华社不太关注，似乎也合情合理。

然而，经由华社喜爱的人权律师西蒂卡新发视频批判，以及东马非政府组织公开反对，宗教司法案，才获得各族社群的关注。

其实，反对宗教司法案的，不仅是非穆斯林社群，穆斯林社会也有反对的声音。穆斯林社会的反对，有两大角度：

第一，反对“独尊逊尼教派”

第二，反对“过度管束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实践”

宗教司法案第3(2)条款列明：宗教司必须是“逊尼派”的成员（Ahli Sunah Waljamaah）。第3(4) 条款更详细定义 “逊尼派” 在具体领域的信仰原则，目的看来是撇除针对 “逊尼派” 教义诠释的模糊。

马来西亚穆斯林，大部分是“逊尼派”的信奉者。官方钦定主管宗教事务的祭司，来自主流宗派，并不稀奇。

而反对独尊“逊尼派”的穆斯林领袖，有被指其实是在人脉与信仰上倾向“什叶派”。这或许是以此角度，反对宗教司法案的背后暗流。

广泛而言，不只宗教信仰，世俗学说，甚至各领域的知识与实践，只要在法律与普世价值的范围内百花齐放，让不同意见看法碰撞辩论，才是发展进步之道。但伊斯兰能否发展进步？毕竟，主要是宗教内部事务，非穆斯林可以期许，但很难置喙。

也有人提出，独尊逊尼派，并且赋权宗教司，得以抑制极端思想的发展。这说法在全球伊赫万事件爆发后，或许有一定的吸引力。

逊尼派一般被视为伊斯兰教当中比较温和的派系。目前中东地缘政治主角，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就来自什叶派。

然而，产生哈马斯的加沙地带，信徒主要还是逊尼派。而逊尼派也产生过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主义”（Wahabism），被视为是极端的支系。

所以，抗拒宗教极端，看来不是独尊单一教派般简单。这或许需要整个宗教整体自省，非穆斯林也只能点到为止。

穆斯林反对宗教司法案的第二角度，是反对“过度管束穆斯林个人的信仰实践”。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人权律师西蒂卡欣。

教内的主流思想是，伊斯兰教不仅仅局限宗教仪式与膜拜，而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模式。这原本也没有问题。

在生活当中实践，贯彻宗教理念当中的良善价值：真、善、公义，确实意味着，信徒不是成日膜拜，行事却又违反道德的伪君子。

但基于宗教本质，以及历史的因缘，伊斯兰教对信徒生活实践的控制，往往有许多保守的成分，以及对其他宗教具有敌意的部分；而且也往往不局限于笼统的价值观，更多是对衣食住行的形式限制。

如果对信徒生活的保守要求，制度化为公权力“执法”的对象，信徒的自由必然大受影响。倘若信徒的生活实践，比如穿着，违反保守派对于伊斯兰的诠释，就不存在“和而不同”的空间，而是面对国家权力制裁的可能。

在尊重个人生活选择的现代社会，这当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由于执法对象局限于穆斯林，非穆斯林如要反对，又再次面对“插手伊斯兰事务”的指控。

如有政客炒作，非穆斯林社群的激烈反对还可能引发穆斯林的同仇敌忾，对反对保守化的最终目标，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西蒂卡欣反对的，不仅仅是宗教司法案，而是其背后代表的宗教监控建制化的大框架。这远比争取教派自由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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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但挑战也更为艰巨。

伊斯兰体制化由来已久。各州宗教当局勤发“教令”（fatwa），已是牢不可破的惯例。在联邦直辖区，《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直辖区）法令》第34（1）条已经列明，宗教司可以依循最高元首指示，或自行在宪报颁布教令。

对比宗教司法案第10条，宗教司要颁布教令，还需要召开教令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后，宗教司就可以提呈教令，请求最高元首御准，教令方能生效。

宗教司虽非民选议员，但却可颁布具法律效应的命令，严重违法议会民主原则。这是抨击宗教司法案的一个重大依据。

然而，参考《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这个权力早在1993年就已经存在。甚至，宗教司法案还架设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步骤，理论上对宗教司颁布教令更具制衡力；虽然实际制衡效果是微小的。

此外，宗教司法案第11条列明，身处联邦直辖区的穆斯林，有遵循教令的宗教义务。所有法庭也必须承认（recognized）教令。这也成为人们批判法案让教令具备法律效应的根据。

再次对比《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1993年法令第34（3）和（4），与宗教司法案第11条，基本雷同：都提出穆斯林须遵守教令，以及法庭须承认教令。差别在于1993年法令列明，教令适用对象，是联邦直辖区的穆斯林 “居民” ，而宗教司法案列明的是 “身处” 直辖区的穆斯林。后者涵盖面更广。

提出宗教司法案与《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对比，并非为此法案护航；而是感叹，反对伊斯兰教体制化，早应在1993年就开始，目前亡羊补牢，是否真能为时未晚？

从伊斯兰教建制的角度，目前的反对者，并不仅仅是反对伊斯兰体制“扩张”，而是要根本否定与下架多年来执行的伊斯兰教令制度。

倘若西蒂卡欣带领穆斯林开明派，以反对宗教司法案之势，借机发难，不仅防堵伊斯兰化的扩张，还得以收复国家原本世俗性的“失地”，非穆斯林当然乐见其成。

马来西亚建国，各族共识，这是个世俗的国家，伊斯兰只是具备仪式意义的官方宗教。说白一些，在多元社会，各族信仰宗教应该属于私人活动范畴，宗教应该滚出公共领域。这才能确保多元社会的和谐安定。

伊斯兰化虽然看似止关乎穆斯林，但在日常生活，穆斯林并非与其他族群隔绝，效应几乎肯定影响非穆斯林。何况，伊斯兰体制化在穆斯林社群全面落实后，往非穆斯林领域挺进，就没有任何缓冲地带了。

明乎此，非穆斯林要大力反对宗教司法案，原则上还是正确无误。然而，考虑到反对的难度，倘若需要保留筹码，在其他族群权益方面博弈，这是否是一个值得抛开一切，全面抗争的战场？

教令的法律效应，其实并不在宗教司法案，也不在《1993年伊斯兰法管理法令》。法律效应，来自违背教令后的惩罚。《1997年伊斯兰罪行（直辖区）法令》第9条列明，任何人（没列明必须是穆斯林），如违反宗教司教令，可被罚款不超过三千令吉，以及监禁不超过两年，或两者兼施。

据闻，宗教司法案，是联邦直辖区伊斯兰法制系统重组的其中一环。团结政府会否加强伊斯兰罪行法，对违抗教令者施予更重的刑罚？令人细思极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