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學者都認為,教育在解決精神貧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教育不僅能提供基礎知識,還能培養批判性思考、自信心和適應變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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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5日,首相安華就貧困的整體含義發表了一場非常尖銳和分析的演講,題為《扎巴百年扶貧思想》。此次演講與扎巴講座同時進行,該講座頌揚了再納阿比丁(Zainal Abidin Ahmad)的思想,他另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為扎巴(Za’ba)。
扎巴談到了馬來人不僅反對英國殖民主義,還質疑了國家貧困問題,這種貧困問題始於思想上的殖民主義,然後催生了由思想上被殖民的殖民主義者和精英所造成的物質貧困。這次講座非常重要,因為它是在蘇丹依德利斯教育大學(UPSI)舉行的,該大學成立於1922年,最初是一所培訓學院,後來改為蘇丹依德利斯師範學院,培養了包括扎巴本人在內的許多民族主義人物。安華詳細論證了精英對民族思想的主導地位,並引述了弗蘭茲法農(Franz Fanon,)、賽胡申(Syed Hussein Al-Atas)、黎剎(Jose Rizal)、翁姑阿茲(Ungku Aziz)等幾位偉大學者的論點。他對扎巴提出的“精神貧困”的概念或方法所發表的評論也非常有意思。
“精神貧困”,或者說“思想貧困”,是一個在討論貧困時經常被忽視的概念,儘管它對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該術語指的是儘管有足夠的資源或援助,但個人或社會仍陷入限制進步的思想和行為的情況。當一個人或一群人由於心理、精神和社會限制而無法充分發揮其潛力時,就會出現這種現象。精神貧困不僅與物質匱乏有關,還與心態、人生觀、利用現有機會的能力密切相關。為此,針對這一討論這個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在此之前,我經常讀到安華的演講和著作,但在首相的扎巴講座中,他似乎忘記提到一位他經常提到的學者,即那就是馬蒂亞森(Amartya Se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蒂亞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貧困不僅僅是缺乏財力,而且是缺乏實現個人真正潛力的自由。他認為,當個人因缺乏教育、健康和機會而無法做出明智的選擇或感到無法利用自己擁有的自由時,就會出現精神貧困。精神束縛導致“不自由”,並阻礙人類整體發展。即使給他們物質上的幫助,如果他們的心態和決策能力不提高,他們也可能無法擺脫貧困。
保羅戈爾斯基(Paul Gorski)和羅伯特錢伯斯(Robert Chambers)支持反精神貧困的論點,他們也認為貧困是國家和民族問題的真正原因。戈爾斯基認為,精神貧困可以通過教育來解決。他認為,當個人或社區陷入“赤字”心態,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改善自己的處境時,就會出現精神貧困。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在教育和信息方面被邊緣化的窮人中。戈爾斯基在他的研究中表明,參與賦權和支持心態改變的教育計劃對於使個人擺脫這些精神束縛至關重要。戈爾斯基還認為,社會結構的不公平也加劇了精神貧困。錢伯斯在他的鄉區發展研究中也同意這一點,並通過“貧窮陷阱”的概念觸及了精神貧困。
安華談到了賽胡申的觀點,後者寫了兩本重要著作《懶惰土著的迷思》和《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由於某些殖民計劃而引起殖民主義者、精英的愚昧無知,即所謂的 “愚昧主義”(bebalisme),進而導致人民處於“心智被俘虜的”的狀態。雖然土著懶惰論被賽胡申視為迷思,但如果殖民地民族,或者非殖民民族相信它,就可能是一種“虛假意識”,從而導致精神貧困。針對賽胡申著作的批評是,土著現在似乎接受了現實,即他們懶惰且不努力工作,這是由現有的保護制度造成的,因此經濟機會常常被成為公民的他族奪走,如英國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以及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華人。全世界都關心的是,歐洲的白人、澳洲的土著、亞洲和非洲的原住民,是否因為土著身份而變得懶惰。他們還因為嫉妒他族而玩弄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移民問題,無法與在經濟和貿易上更勤奮的他族競爭。於是最初的懶惰土著的迷思變成了現實。
總的來說,所有學者都認為,教育在解決精神貧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教育不僅能提供基礎知識,還能培養批判性思考、自信心和適應變化的能力。在馬來西亞,團結政府所做的努力,如聯邦土地發展局(FELDA)、人民信託局(MARA)及各種鄉區發展計劃,旨在通過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繼續消除物質和精神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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