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9:00pm 21/10/2024 4461点阅

社论.人事成本上升，微利企业如何突围

人事成本增加会造成营运成本增加，企业想要生存，就会出现成本转嫁效应，从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推动通货膨胀。

大马厂商联合会主席苏添来表示，2025年政府计划上调最低薪金、强制外劳缴纳公积金，以及征收多层次人头税（MTLM），将大幅提高企业的营运成本。

以国内约250万外劳计算，最低薪金调高至1700令吉，加上强制外劳缴纳12%至13%的公积金，企业每年将多支出约66亿令吉。这还不包括外劳薪金调高200令吉所带来的额外60亿令吉成本。若全国1630万劳动人口的最低薪金普遍提高，则企业界将面临总计391亿令吉的额外薪资负担（1630万劳动人口当然不全是领取1700令吉薪金，数据只是假设）。

如果再加上政府向企业征收外劳多层次人头税，美其名为“减少企业对外劳的依赖，所有征收的税额将会回馈业者，用于推动工业迈向自动化和机械化”。但企业从劳力密集转型为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去调整与改变。

大马厂商联合会对政府一连串的政策感到震惊不足为奇，因为人事成本的突然增加会让企业的营运成本上扬。在我国，人事成本会因行业与企业规模不同，约占营运成本的15%至30%。当最低薪金调整至1700令吉（调幅13.3%），换算下来，人事成本占营运成本会增加至17%至34%，这2%至4%会直接侵蚀微利企业的最后一点利润，因为微利企业的利润不到5%。

政府宣布最低薪资从1500令吉调涨至1700令吉后，引起企业担忧。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赛夫鲁表示，这是“先有鸡或先有蛋”的问题。部长的意思是调薪能提升生产力，也会促进企业进行自动化投资。然而，薪资调整与生产力提高之间并不一定有直接联系。实际上，通过绩效奖金（高效率者多得）和多能工（技能多样化专业化者多得）激励员工，才是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方式。

与此同时，政府应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提供过渡性支持，例如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自动化技术辅导，或提供税收优惠来减轻短期财务压力。

另外，我们以强制企业为外劳缴纳公积金为例，或许能为外籍劳工提供长期保障、减少外劳的劳动力流失，但这些效应是长期才能显现的，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反而是企业立即面对行政成本增加、外劳的参与意愿不高（因为他们随时回国，更希望拿到现金薪资）、有些国家（如印尼、孟加拉等）已经有其本国的社保制度，所以外劳不会有意愿参加两地的制度。

当主雇双方都对外劳缴纳公积金没意愿，政府又何必剃头挑子一头热？目前，邻国新加坡并不强制要求外劳参加中央公积金（CPF）；而韩国要求外籍劳工参加国家的退休储蓄制度，确保外籍劳工即便离开韩国，仍然可以享有累积的退休金。新加坡有弹性，韩国是保障外劳享有退休金；两国政府都不是以“多重人头税与征收公积金增加企业成本，而减少外劳引进”为目的，团结政府应该对此政策进行检讨。

相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不强制外劳参加中央公积金，而是采取弹性政策，让企业灵活应对成本变动。韩国则要求外劳参加国家的退休储蓄制度，确保外劳即使离开韩国，也能享受累积的退休金。这些做法展示了不同国家在平衡企业负担与外劳权益保障方面的政策，值得我国参考。

人事成本增加会造成营运成本增加，企业想要生存，就会出现成本转嫁效应，从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推动通货膨胀。尤其是在食品、制造和建筑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价格上涨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此时通货膨胀随即到来。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会在短期内提升低薪工人的收入，增加消费需求。然而，若企业普遍抬高商品售价，工资增幅的效果会被物价上涨抵消，实际购买力增强有限，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结果是垫高物价后，生产成本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丧失竞争力！为避免这种情况，政府应考虑推出激励措施，促进企业加快自动化转型，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以减轻政策实施初期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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