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民生／01】人口太少，声音太小 原住民医疗权益可有保障？

院长伊詹迪斯匆匆概述半岛原住民医疗服务的渊源。

“后来，原住民局（JOA）成立了，《1954年原住民法令》（Akta 134）也制定了。1957年，时任原住民局局长Richard Noone下令设立医药部门，迎来两位英国军医（担起重任），其中一人是波顿（Dr. Bolton）。”

波顿在彭亨瓜拉立卑（Kuala Lipis）建立原住民医药中心，同时培训森林部队（polis hutan，成员中涵盖原住民）成为医护人员。培训结束后，有者加入驻扎在鹅唛12条石（Batu 12）的原住民部队（Senoi Pra’aq），有者留在原处服务。

1960年，原住民部队转移阵地，留下的空地成了医药中心全新迁址，名称也升格为“Rumah Sakit Orang Asli”，由波顿担任首任院长。1972年，医院再次更名为“Hospital Orang Asli”，规模也逐渐扩大，并在2012年脱离原住民发展局，划入卫生部管辖范围，持续扮演半岛原住民病患转介中心的角色。

整整一甲子后，在2020年，这家原住民医院才有了第一任原住民院长；至于医护人员的原住民比例，则从1972年的90%，降至今天的20%。

母亲是色迈族（Semai），父亲是玛美里族（Mah Meri），公共卫生专家伊詹迪斯在成年后，回到最初出生的医院服务。采访开始前，他先设好防线，直率地说，身为公务员，不是所有课题都能摊开畅聊。

须取信原住民接受现代医疗

原住民并没有被排除在政府医院的服务对象外，为何还需要一间专属的原住民医院？

“第一，医院的成立有它的历史因素。第二，这是对原住民的承认（pengiktirafan）。第三，打造一站式原住民医疗中心。”

鹅唛原住民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与普通医院没什么不同，“但我们的项目会针对原住民需求来微调。”比如，医院采取家庭入院政策，“病人住在病房，家属则住在过渡中心。如果只把妈妈带过来，谁来照顾留在村里的小孩？”

因此，医院也设有基础教育班，偶尔还有缝纫班，让留院的孩童有机会上课学习。院长透露，未来计划之一，是在医院里办校，让院内孩子接受正规教育，“而这需要跟教育部合作。”

然而，不是每个病患都方便到医院来。考量原住民地理位置的分布，有者生活在城镇边缘，有者住在山林深处，“后者很难有管道接触健康和医疗活动，有些村子没有马路，有些没有水电供应，有些没有电话，如果紧急状况发生，他们难以获得帮助。”

对此，伊詹迪斯指出，卫生部会在原住民生活的地区设有定点诊所，“比如吉兰丹Kuala Betis有一间，霹雳北部Pos Kemar有一间。”另外，每个城县也会有移动部队定期进入内陆部落施援，“一个月一次，有时需要坐船，有时需要搭直升机抵达。”

从医院到原住民村子的道路不会顺遂，有时前方无路可走，有时豪雨滂沱，有时需要跨河涉水。“我曾在森林里滞留三天两夜，或是睡在路中央。我会说，为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民服务，挺艰难的。原住民有他们的困难，我方也有困难。”

除了地理环境的挑战，赢取原住民信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用了一整年的时间。起初，村长（Tok Batin）不理我，村民也就跟着不理我，他们会远离我们，也不会听取我们的建议。但我每个月都去见他们，尝试跟他们做朋友，好好说明我们的意图，学习他们的语言（虽然我是原住民，但不是每个族群的语言都擅长），最终才能跟他们建立亲切的关系。”

他强调，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不好，但他认为现代医疗也需并行。“要有耐心，要定期去见他们，跟他们闲聊，解释现代医疗的好处。总体来说，原住民越来越能接受现代医疗，以前他们会自行治疗，现在他们咳嗽、生病，会联络我们的医生，我们会派人协助。就像今天，我派了一个团队到霹雳去，因为他们拨电说村里有3个人生病了……”

森林里的过渡中心常人满为患

尽管如此，现实里仍有很多未及照明的暗处。

原住民关怀中心（COAC）创办人柯林（Colin Nicholas）指出，比起其他州属，雪州发展相对完善，有道路通往部落，加上鹅唛原住民医院坐落于此，院方光临村子的次数会相对活跃。“在彭亨、吉兰丹或霹雳，去医院很难，让救护车进入村子也不容易，有时你需要用直升机。遇到雨季，他们便无法进去。状况很不一样。”

收到采访请求后，人权律师西蒂卡欣（Siti Kasim）传讯征询散落各州的原住民朋友，让他们分享日常遭遇。短短两三个小时内，简讯扑涌而来。

根据收到的消息，西蒂分析，“我想是有差别的。住在靠近城镇的原住民，有马路，有更好的接触管道，关于医护人员给他们的待遇，他们看来没有怨言。”她不忘强调，手上仅有的讯息不能代表整体原住民所思所想。至于住在内陆地区、住在森林里的原住民，待遇则不尽相同。

“这些来自彭亨、柔佛和吉兰丹等地的朋友说，有时卫生部为小孩注射疫苗，并没有先询问父母；送往医院之前，原住民会先安顿在森林里的过渡中心，他们投诉，这些地方常常人满为患，陪产的丈夫无处可待，只能睡在走廊；随病患离开村子后，家属得到的安置也不周到，有时只能睡在医院里靠近厕所的角落；有些原住民也遇过不友善的护士。”

医护人员的不友善，至今仍是原住民抗拒到政府医院就诊的原因之一。

一名来自芙蓉的原住民告知，家人在医院病逝后，当局并没有准备交通将遗体载回村庄。“这应该是由原住民发展局处理的，因为这些原住民无法负担费用。我也听说过，他们用摩托将家人遗体载回部落，这很危险。”

至少有3封简讯提及强制服用避孕药，在没有得到医护人员的详细解释之下，不免让原住民心生怀疑，这会否是一项控制人口的举措。其中一名投诉的妈妈，不过只有3个孩子。

“这些情况直到今天还在持续发生。”

在西蒂看来，卫生部绝对可以做得更好。“生活在内陆地区的原住民，可能是外观，可能是语言，我想，所以医护人员这么对待他们。医院人员应该接受培训和指导，学习如何与原住民病患互动，了解他们的文化，给他们同等的尊重。”

同时，她也乐见卫生部委任原住民成为医院院长，“这是很好的一步”，提高原住民在体制内的参与度，“关于他，至今我从原住民朋友听到的都是好的回响。”

最后，伊詹迪斯说，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上学，才能工作，才能在社会生存，也才能摆脱贫穷恶循环。“希望原住民也能重视自己的健康。健康真的很昂贵，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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