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民生／01】人口太少，聲音太小 原住民醫療權益可有保障？

院長伊詹迪斯匆匆概述半島原住民醫療服務的淵源。

“後來，原住民局（JOA）成立了，《1954年原住民法令》（Akta 134）也制定了。1957年，時任原住民局局長Richard Noone下令設立醫藥部門，迎來兩位英國軍醫（擔起重任），其中一人是波頓（Dr. Bolton）。”

波頓在彭亨瓜拉立卑（Kuala Lipis）建立原住民醫藥中心，同時培訓森林部隊（polis hutan，成員中涵蓋原住民）成為醫護人員。培訓結束後，有者加入駐紮在鵝嘜12條石（Batu 12）的原住民部隊（Senoi Pra’aq），有者留在原處服務。

1960年，原住民部隊轉移陣地，留下的空地成了醫藥中心全新遷址，名稱也升格為“Rumah Sakit Orang Asli”，由波頓擔任首任院長。1972年，醫院再次更名為“Hospital Orang Asli”，規模也逐漸擴大，並在2012年脫離原住民發展局，劃入衛生部管轄範圍，持續扮演半島原住民病患轉介中心的角色。

整整一甲子後，在2020年，這家原住民醫院才有了第一任原住民院長；至於醫護人員的原住民比例，則從1972年的90%，降至今天的20%。

母親是色邁族（Semai），父親是瑪美里族（Mah Meri），公共衛生專家伊詹迪斯在成年後，回到最初出生的醫院服務。採訪開始前，他先設好防線，直率地說，身為公務員，不是所有課題都能攤開暢聊。

須取信原住民接受現代醫療

原住民並沒有被排除在政府醫院的服務對象外，為何還需要一間專屬的原住民醫院？

“第一，醫院的成立有它的歷史因素。第二，這是對原住民的承認（pengiktirafan）。第三，打造一站式原住民醫療中心。”

鵝嘜原住民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與普通醫院沒什麼不同，“但我們的項目會針對原住民需求來微調。”比如，醫院採取家庭入院政策，“病人住在病房，家屬則住在過渡中心。如果只把媽媽帶過來，誰來照顧留在村裡的小孩？”

因此，醫院也設有基礎教育班，偶爾還有縫紉班，讓留院的孩童有機會上課學習。院長透露，未來計劃之一，是在醫院裡辦校，讓院內孩子接受正規教育，“而這需要跟教育部合作。”

然而，不是每個病患都方便到醫院來。考量原住民地理位置的分佈，有者生活在城鎮邊緣，有者住在山林深處，“後者很難有管道接觸健康和醫療活動，有些村子沒有馬路，有些沒有水電供應，有些沒有電話，如果緊急狀況發生，他們難以獲得幫助。”

對此，伊詹迪斯指出，衛生部會在原住民生活的地區設有定點診所，“比如吉蘭丹Kuala Betis有一間，霹靂北部Pos Kemar有一間。”另外，每個城縣也會有移動部隊定期進入內陸部落施援，“一個月一次，有時需要坐船，有時需要搭直升機抵達。”

從醫院到原住民村子的道路不會順遂，有時前方無路可走，有時豪雨滂沱，有時需要跨河涉水。“我曾在森林裡滯留三天兩夜，或是睡在路中央。我會說，為生活在內陸地區的人民服務，挺艱難的。原住民有他們的困難，我方也有困難。”

除了地理環境的挑戰，贏取原住民信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用了一整年的時間。起初，村長（Tok Batin）不理我，村民也就跟著不理我，他們會遠離我們，也不會聽取我們的建議。但我每個月都去見他們，嘗試跟他們做朋友，好好說明我們的意圖，學習他們的語言（雖然我是原住民，但不是每個族群的語言都擅長），最終才能跟他們建立親切的關係。”

他強調，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不好，但他認為現代醫療也需並行。“要有耐心，要定期去見他們，跟他們閒聊，解釋現代醫療的好處。總體來說，原住民越來越能接受現代醫療，以前他們會自行治療，現在他們咳嗽、生病，會聯絡我們的醫生，我們會派人協助。就像今天，我派了一個團隊到霹靂去，因為他們撥電說村裡有3個人生病了……”

森林裡的過渡中心常人滿為患

儘管如此，現實裡仍有很多未及照明的暗處。

原住民關懷中心（COAC）創辦人柯林（Colin Nicholas）指出，比起其他州屬，雪州發展相對完善，有道路通往部落，加上鵝嘜原住民醫院坐落於此，院方光臨村子的次數會相對活躍。“在彭亨、吉蘭丹或霹靂，去醫院很難，讓救護車進入村子也不容易，有時你需要用直升機。遇到雨季，他們便無法進去。狀況很不一樣。”

收到採訪請求後，人權律師西蒂卡欣（Siti Kasim）傳訊徵詢散落各州的原住民朋友，讓他們分享日常遭遇。短短兩三個小時內，簡訊撲湧而來。

根據收到的消息，西蒂分析，“我想是有差別的。住在靠近城鎮的原住民，有馬路，有更好的接觸管道，關於醫護人員給他們的待遇，他們看來沒有怨言。”她不忘強調，手上僅有的訊息不能代表整體原住民所思所想。至於住在內陸地區、住在森林裡的原住民，待遇則不盡相同。

“這些來自彭亨、柔佛和吉蘭丹等地的朋友說，有時衛生部為小孩注射疫苗，並沒有先詢問父母；送往醫院之前，原住民會先安頓在森林裡的過渡中心，他們投訴，這些地方常常人滿為患，陪產的丈夫無處可待，只能睡在走廊；隨病患離開村子後，家屬得到的安置也不周到，有時只能睡在醫院裡靠近廁所的角落；有些原住民也遇過不友善的護士。”

醫護人員的不友善，至今仍是原住民抗拒到政府醫院就診的原因之一。

一名來自芙蓉的原住民告知，家人在醫院病逝後，當局並沒有準備交通將遺體載回村莊。“這應該是由原住民發展局處理的，因為這些原住民無法負擔費用。我也聽說過，他們用摩托將家人遺體載回部落，這很危險。”

至少有3封簡訊提及強制服用避孕藥，在沒有得到醫護人員的詳細解釋之下，不免讓原住民心生懷疑，這會否是一項控制人口的舉措。其中一名投訴的媽媽，不過只有3個孩子。

“這些情況直到今天還在持續發生。”

在西蒂看來，衛生部絕對可以做得更好。“生活在內陸地區的原住民，可能是外觀，可能是語言，我想，所以醫護人員這麼對待他們。醫院人員應該接受培訓和指導，學習如何與原住民病患互動，瞭解他們的文化，給他們同等的尊重。”

同時，她也樂見衛生部委任原住民成為醫院院長，“這是很好的一步”，提高原住民在體制內的參與度，“關於他，至今我從原住民朋友聽到的都是好的迴響。”

最後，伊詹迪斯說，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上學，才能工作，才能在社會生存，也才能擺脫貧窮惡循環。“希望原住民也能重視自己的健康。健康真的很昂貴，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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