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民生／02】原住民需要发展 更需要机会与途径自我建设

政府担起这项职责至今已有70年，柯林认为，若仍无法协助仅占全马不及1%人口的原住民群体摆脱贫穷，显然是不成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给予援助的一方，以及接收援助的一方，或许拥有不同的期待。

提升孩子上学率，首先要提高原住民参与度

以教育为例。

阿尼斯说，当局遇到的挑战之一，是原住民小孩上学出席率低落。“今天去学校，明天没去，断断续续，尽管我们有准备交通载送孩子上下学，也有提供课本、校服和零用钱。”问他如何理解这个现象，阿尼斯认为，“或许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可能来自家人，可能他们在班上被边缘化，可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我们如今其实只想要人人平等。”

话说得婉转，但也没有全然遮掩现实。在阿尼斯眼中，原住民生性害羞、不够自信，“如果因此落后于人，是很吃亏的，因为我们都有提供教育援助。”

可这真是原住民孩子没有积极上学的全部原因？

柯林指出，雪州原住民小孩的上学率，已经比其他州属来得高，也有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因为发展都在这里了，有足够的学校，也有道路。”但他也质问，提供交通和零钱，足以鼓励原住民到校上课吗？

“要他们去学校，就要有好处。我去学校是为了什么？学习成为马来人或穆斯林吗？他们会感到疑惑，这与他们的原住民身分无关。”他想说的是，政府学校的课纲内容，难以引起原住民群体的共鸣。“这些课程不是面向原住民来拟定，对他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再说，柯林认为，这些小孩的视野中不见可以遵循的模范。“你想，当我看到有人从大学毕业后，还是回到村落，找不到工作，上学还有什么意义？”

要扭转局面，柯林说，提高原住民参与度才是更好做法，“包括让更多原住民家长加入家教协会，而非断定他们对教育不感兴趣。再看看课纲，让它与原住民更有关联，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将原住民转变成马来人的系统，强迫他们遵守宗教习俗，或让他们在吃饭前祈祷等等。这些都不是原住民父母想要的。”

原住民的土地“不见”了，并非另外安置就行

城市化发展有好处也有代价，而住在城镇边缘的原住民，常常是要承受代价的一群人。

比如去年，受东海岸铁路工程影响，部分鹅唛12条石原住民村村民，被迫搬迁到政府当局安排的新住处。原住民发展局的权限，还包括在给予相应赔偿的前提下征收保留地，赔偿数额也由当局决定。阿尼斯不否认，在雪兰莪这个较为发达的州属，土地是首要议题，“所以，州政府和原住民发展局正在努力为所有州内原住民村落颁布宪报。”

阿尼斯也理解，强迫搬迁对双方无益。“就像以前在沙亚南发生过，我们让原住民搬迁，但他们会折返，他们的民族精神始终与森林生活相连。当局会视乎他们贯彻的文化和习俗是否适合（这项决定），不然我们也有损失。但不少人真的想要改变，我们会询问村民意见，根据村民需求，即便靠近内陆地区也好，修建道路，提供水电，打造房子和学校。”

如柯林所说，原住民想要的是在自身土地上得到发展，“不是你跟我说，要我重新安置在这个村子，因为你们要建水坝或机场。”他想强调，尽管相比其他州属，雪州原住民得到的基本福利较为理想，但说到土地权益，则是另一回事了。

在张永亮看来，土地问题衍生而来的流离失所、搬迁移居，也把原住民推向现金经济的游戏场，从原先自给自足的森林生活，走入社会普遍定义的“贫穷”里。

“在这之前，贫穷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你不需要买太多东西，你可以自己制作东西。但情况是，尤其在雪兰莪，当有新发展项目出现，原住民被迫远离熟悉的土地和天然资源，搬到新村庄，于是被迫参与现金经济，所以才会陷入贫穷。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如何让原住民融入现金经济的过程更顺利？原住民发展局有相应补助，社会企业也能扮演重要角色。

原住民都是企业家，擅长利用现有资源

大约2012年，还在念大学的张永亮，首次踏入原住民村落，为村民建造房屋。他因此邂逅特姆安人Faizul，也发现此前听闻有关原住民的说法，通通不靠近真实。

“比如，很多人说原住民贫穷，是因为懒惰或不擅理财，但我认识的Faizul就很积极。我常在村里看到的是，有组织想要给予他们什么，或让他们做些什么。原住民朋友会告诉我：‘你又要我参加另一个培训？看，我已经有10张证书，可是都不管用，因为你们只是培训我，但我需要的是机会和途径。’”

与其单向给予和接收，张永亮选择平等合作，与Faizul一起创办社会企业Native，把游客带进原住民村落，为双方创造收入来源。

“也许我把它浪漫化了，在我看来，几乎所有原住民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都是企业家，他们在森林采集东西，拿到外面去卖，这种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就是一种创业精神。”换个角度来说，“原住民也深受城市文化影响，他们也渴望增加财富等等，但我感觉他们更懂得如何划好界线，不会因为贪婪而陷入挣扎。”

经济改善固然很好，但当陌生人不断涌入家园，是否也会典当原住民的正常生活？

张永亮强调，Native的旅团行程，几乎由原住民主导。人们走入森林，往往期待看到原住民吹笛、跳舞，“但我们的原则是，不让原住民做一些不自然的行为，或是他们不想做的事。我们在培训时，会确保他们理解‘价值’这回事──他们所提供的一切都有价值，也要懂得向人们说不。”

价值不单指金钱，张永亮期待这份价值，有天可以内化成自我认可。

拒绝权力剥夺，改变原住民叙事

不少社会企业常把原住民描绘成可怜的受害者形象，借此博取大众同情来获得支援。“这是最简单的方式，而且奏效。但这也是一种权力的剥夺（disempowering），对吗？如果我是原住民，听到这些话，或许会觉得羞耻。我后来意识到，这番叙事会带来伤害。我感觉自己可以在这个地方产生影响，我想让大家看到，原住民也可以参与国家的建设。”

改变原住民叙事，是Native的目标之一。

张永亮清楚，现实来看，原住民总人口太少，“声音太小，国家政策不会为了他们改变。”接下来，他想寻找更多同盟，通过发起倡导和教育活动，包括与媒体和大专机构合作，“促成更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对话，让更多人了解如何成为原住民的好盟友”，加入改变原住民叙事框架的行列。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盟友？

“不要把你认为的好，强加在他们身上。给他们正确的资讯。确保我们给予支持的方式是他们想要的。还有，给他们机会，也给他们拒绝机会的权利。”张永亮说。

有选择的权利，柯林说，不应该是一种停留在想像中的理想愿景，“这是法律，是必要。”他也提到“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中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主决定，二是给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的先决条件。

“不管你想为原住民做什么，给教育也好，建房子也好，原住民必须从一开始就掌握所有讯息，再让他们决定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由你来告诉他们，原住民需要怎样的发展或教育。如果他们决定留在森林里，所有关于教育、健康、基础设施的保障，仍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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