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民生／02】原住民需要發展 更需要機會與途徑自我建設

政府擔起這項職責至今已有70年，柯林認為，若仍無法協助僅佔全馬不及1%人口的原住民群體擺脫貧窮，顯然是不成功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給予援助的一方，以及接收援助的一方，或許擁有不同的期待。

提升孩子上學率，首先要提高原住民參與度

以教育為例。

阿尼斯說，當局遇到的挑戰之一，是原住民小孩上學出席率低落。“今天去學校，明天沒去，斷斷續續，儘管我們有準備交通載送孩子上下學，也有提供課本、校服和零用錢。”問他如何理解這個現象，阿尼斯認為，“或許有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可能來自家人，可能他們在班上被邊緣化，可能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我們如今其實只想要人人平等。”

話說得婉轉，但也沒有全然遮掩現實。在阿尼斯眼中，原住民生性害羞、不夠自信，“如果因此落後於人，是很吃虧的，因為我們都有提供教育援助。”

可這真是原住民孩子沒有積極上學的全部原因？

柯林指出，雪州原住民小孩的上學率，已經比其他州屬來得高，也有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因為發展都在這裡了，有足夠的學校，也有道路。”但他也質問，提供交通和零錢，足以鼓勵原住民到校上課嗎？

“要他們去學校，就要有好處。我去學校是為了什麼？學習成為馬來人或穆斯林嗎？他們會感到疑惑，這與他們的原住民身分無關。”他想說的是，政府學校的課綱內容，難以引起原住民群體的共鳴。“這些課程不是面向原住民來擬定，對他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再說，柯林認為，這些小孩的視野中不見可以遵循的模範。“你想，當我看到有人從大學畢業後，還是回到村落，找不到工作，上學還有什麼意義？”

要扭轉局面，柯林說，提高原住民參與度才是更好做法，“包括讓更多原住民家長加入家教協會，而非斷定他們對教育不感興趣。再看看課綱，讓它與原住民更有關聯，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將原住民轉變成馬來人的系統，強迫他們遵守宗教習俗，或讓他們在吃飯前祈禱等等。這些都不是原住民父母想要的。”

原住民的土地“不見”了，並非另外安置就行

城市化發展有好處也有代價，而住在城鎮邊緣的原住民，常常是要承受代價的一群人。

比如去年，受東海岸鐵路工程影響，部分鵝嘜12條石原住民村村民，被迫搬遷到政府當局安排的新住處。原住民發展局的權限，還包括在給予相應賠償的前提下徵收保留地，賠償數額也由當局決定。阿尼斯不否認，在雪蘭莪這個較為發達的州屬，土地是首要議題，“所以，州政府和原住民發展局正在努力為所有州內原住民村落頒佈憲報。”

阿尼斯也理解，強迫搬遷對雙方無益。“就像以前在沙亞南發生過，我們讓原住民搬遷，但他們會折返，他們的民族精神始終與森林生活相連。當局會視乎他們貫徹的文化和習俗是否適合（這項決定），不然我們也有損失。但不少人真的想要改變，我們會詢問村民意見，根據村民需求，即便靠近內陸地區也好，修建道路，提供水電，打造房子和學校。”

如柯林所說，原住民想要的是在自身土地上得到發展，“不是你跟我說，要我重新安置在這個村子，因為你們要建水壩或機場。”他想強調，儘管相比其他州屬，雪州原住民得到的基本福利較為理想，但說到土地權益，則是另一回事了。

在張永亮看來，土地問題衍生而來的流離失所、搬遷移居，也把原住民推向現金經濟的遊戲場，從原先自給自足的森林生活，走入社會普遍定義的“貧窮”裡。

“在這之前，貧窮對他們來說是什麼？你不需要買太多東西，你可以自己製作東西。但情況是，尤其在雪蘭莪，當有新發展項目出現，原住民被迫遠離熟悉的土地和天然資源，搬到新村莊，於是被迫參與現金經濟，所以才會陷入貧窮。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

如何讓原住民融入現金經濟的過程更順利？原住民發展局有相應補助，社會企業也能扮演重要角色。

原住民都是企業家，擅長利用現有資源

大約2012年，還在唸大學的張永亮，首次踏入原住民村落，為村民建造房屋。他因此邂逅特姆安人Faizul，也發現此前聽聞有關原住民的說法，通通不靠近真實。

“比如，很多人說原住民貧窮，是因為懶惰或不擅理財，但我認識的Faizul就很積極。我常在村裡看到的是，有組織想要給予他們什麼，或讓他們做些什麼。原住民朋友會告訴我：‘你又要我參加另一個培訓？看，我已經有10張證書，可是都不管用，因為你們只是培訓我，但我需要的是機會和途徑。’”

與其單向給予和接收，張永亮選擇平等合作，與Faizul一起創辦社會企業Native，把遊客帶進原住民村落，為雙方創造收入來源。

“也許我把它浪漫化了，在我看來，幾乎所有原住民在他們生命中的某個階段都是企業家，他們在森林採集東西，拿到外面去賣，這種利用現有資源的能力，就是一種創業精神。”換個角度來說，“原住民也深受城市文化影響，他們也渴望增加財富等等，但我感覺他們更懂得如何劃好界線，不會因為貪婪而陷入掙扎。”

經濟改善固然很好，但當陌生人不斷湧入家園，是否也會典當原住民的正常生活？

張永亮強調，Native的旅團行程，幾乎由原住民主導。人們走入森林，往往期待看到原住民吹笛、跳舞，“但我們的原則是，不讓原住民做一些不自然的行為，或是他們不想做的事。我們在培訓時，會確保他們理解‘價值’這回事──他們所提供的一切都有價值，也要懂得向人們說不。”

價值不單指金錢，張永亮期待這份價值，有天可以內化成自我認可。

拒絕權力剝奪，改變原住民敘事

不少社會企業常把原住民描繪成可憐的受害者形象，藉此博取大眾同情來獲得支援。“這是最簡單的方式，而且奏效。但這也是一種權力的剝奪（disempowering），對嗎？如果我是原住民，聽到這些話，或許會覺得羞恥。我後來意識到，這番敘事會帶來傷害。我感覺自己可以在這個地方產生影響，我想讓大家看到，原住民也可以參與國家的建設。”

改變原住民敘事，是Native的目標之一。

張永亮清楚，現實來看，原住民總人口太少，“聲音太小，國家政策不會為了他們改變。”接下來，他想尋找更多同盟，通過發起倡導和教育活動，包括與媒體和大專機構合作，“促成更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對話，讓更多人瞭解如何成為原住民的好盟友”，加入改變原住民敘事框架的行列。

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盟友？

“不要把你認為的好，強加在他們身上。給他們正確的資訊。確保我們給予支持的方式是他們想要的。還有，給他們機會，也給他們拒絕機會的權利。”張永亮說。

有選擇的權利，柯林說，不應該是一種停留在想像中的理想願景，“這是法律，是必要。”他也提到“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UNDRIP）中的兩個基本原則，一是自主決定，二是給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FPIC）的先決條件。

“不管你想為原住民做什麼，給教育也好，建房子也好，原住民必須從一開始就掌握所有訊息，再讓他們決定自己想要什麼；而不是由你來告訴他們，原住民需要怎樣的發展或教育。如果他們決定留在森林裡，所有關於教育、健康、基礎設施的保障，仍是他們應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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