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國人還是外勞,給人們提供基本福利是國家應盡的責任,但挑戰在於如何在不打擊企業運營的前提下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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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對外勞的保障逐漸增加,首先,提升最低薪金惠及工資一般比本地人低的外勞。如今,政府提出強制僱主替外勞繳公積金,若政策正式啟動,將進一步保障外勞的權益。
對於強制外勞公積金政策,可以從個人、決策者以及整體經濟的角度進行分析。反對者認為,在企業和個人已經面臨生活壓力的情況下,應該優先照顧本地人的利益,再考慮外勞的需求。
支持政策者則以人權的角度做出反駁,認為每一個人無論階級、本地人還是外勞,皆應享有基本權利,為外勞提供福利合情合理。
但從另一個人權角度看,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個人的權利。如何分配收入是個人選擇,強制性措施未必適合所有人的需求。
此前,政府允許民眾提早提取公積金,許多人選擇提取甚至幾乎耗盡其退休儲蓄,由此可見,強制性公積金政策的實際受歡迎程度不如想像中那麼高。
回到整體經濟層面,廠商聯合會指出,外勞公積金政策將使企業成本增加超過66億令吉。
對此,國會議員郭素沁建議政府將僱主為外勞繳納的公積金比率降低至1.5%。然而,大馬社會主義黨批評了這一提議,認為這樣的比率對外勞不公平。
筆者有幸加入了一家建築公司,算是踏入了大馬建築業。雖然公司並未直接聘請外勞,而是通過外包勞工來完成部分工作,但在實際業務過程中,筆者深刻體會到,在競爭激烈的競標中,即使工程成本略微增加,都會成為企業能否成功中標的關鍵因素。
儘管該政策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但大規模企業能更好地應對這類成本增加,而中小型建築商則承受更大壓力。從宏觀角度來看,這種政策可能加劇市場失衡,對中小型建築商的打擊更為顯著。
此外,外勞公積金計劃不僅增加了外勞的工資成本,還帶來了額外的管理成本,如為員工註冊公積金戶頭、工資計算以及每月的繳納流程。
假設一家公司僱傭了幾十名外勞,這項政策無疑會顯著增加額外的工作量。
別以為僱傭幾十名外勞的都是大公司,許多這樣規模的企業,老闆仍需親力親為,在工地上親自參與施工。對於這些僱主而言,額外的管理負擔無疑增加了他們的工作壓力。
從決策者的角度來看,強制外勞繳納公積金有助於增加公積金局的資金,強化整個系統的穩定性。雖然此政策可能會增加部分企業的運營成本,但從長遠來看,它可能促使企業減少對外勞的依賴,推動經濟轉型。
儘管政策可能帶來長期效益,但其短期成本更加顯著。政策提出後,廠商聯合會和建築商協會都表達了強烈反對。實際上,若強制措施啟動,甚至外勞也可能會提出異議。
無論是強化公積金機制,還是解決企業過度依賴外勞的問題,還有更直接的途徑。從這一角度來看強制外勞公積金政策,決策者預期的收益可能不及其帶來的成本。
個人認為,無論是國人還是外勞,給人們提供基本福利是國家應盡的責任,但挑戰在於如何在不打擊企業運營的前提下實現這一目標。
以建築行業為例,從工廠到建築商,普遍依賴外勞作為廉價勞動力,這也正是為何強制外勞公積金政策在該行業引起強烈的反彈。
要解決這一問題,幫助企業減少對外勞的依賴才是成功的關鍵。早前,政府大力推動工業4.0,但隨著科技方向轉向AI,工業4.0計劃逐漸淡出視野。
但若仔細觀察,會發現許多建築企業尚未實現數字化和自動化。從經濟角度看,協助企業完成數字化與自動化轉型,比改善外勞的福利問題來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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