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強監督的不只是保險公司,醫院的收費標準存在一樣多的貓膩,政府應該加強監管,否則最終吃虧的是消費者。
疫情過後,不僅大馬,全球多數國家的保險業都出現了保費大漲的現象,尤其針對老年群體的保費漲幅更是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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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近日接獲讀者投訴,指稱面對驚人的保費漲幅,其中一位年屆60歲的讀者,同一張保單,2017年保費只需2021令吉;疫情開始後保費一路飆升,明年保費高達8869令吉,前後漲幅339%。
保費飆漲的斷保衝擊
相信這位讀者的遭遇絕非少數個案。很多早年有做退休規劃的樂齡人士,可能沒料到保費的調漲會高不見頂。8年前的保費從2021令吉漲至今天的8869令吉,月付保費從168令吉增加到739令吉,平均每天多付19令吉,這是一日3餐的支出。
支撐不下去,只能斷保,遇到病痛,唯有選擇政府醫院。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國只有146家政府醫院(平均為1醫院:23萬人)和一定數量的鄉村診所,這樣規模的醫療資源根本無法負荷全民的需求。
目前,我國同時面對醫療資源城鄉分配不均、床位和重症病房(ICU)不足、醫療設施、專科醫生短缺等問題;職是之故,重症患者需要等待數週至數月不等以獲得政府醫院的手術機會。今後再出現一批斷保的樂齡人士,政府醫療體系如何面對嚴峻挑戰?
看看國外,這一兩年,包括美國、英國、亞太地區的保險公司,因為疫情加劇了醫療成本的壓力,所以也調漲老年群體、長期護理的保費,導致很多人因續保困難而終止保險 。
在英國,保險監管機構就嚴正關注保費上漲的問題,儘量避免老年和低收入群體因無法負擔保費而失去保障。亞太地區的保險公司,出於對未來健康風險和流行病的擔憂,也提高了特定健康保險和長期護理保險的保費。
政府應該管制醫院的收費標準
是什麼原因造成大馬保費飆漲?一般上會歸因於疫情帶來的醫療支出增加、老年人健康風險上升,以及保險公司為彌補疫情造成的鉅額損失。事實上,另一原因是私人醫院高昂的收費、缺乏醫德的醫生(院)因收入考量而進行沒必要的診斷、手術與用藥,才是關鍵因素。
與其他國家相比,大馬的保費確實較高,而且年年攀升。醫療成本的年均漲幅約為通脹率的3到4倍。2023年漲幅高達13.8%,超過新加坡的9.8%,中國和香港的8%;大馬醫療費用漲幅較高,除了醫療通脹率,也與醫療服務成本有關,包括住院服務、藥品和檢查費用層層疊加,加劇了保險公司的財務壓力,以致保費上調。
所以,保費上漲的源頭來自醫院。大馬私人醫院會對有保險的患者收取較高費用,尤其在住院和非手術項目上。相較於歐美等國家,我國在價格透明度和監管方面相對缺乏,使得保險公司難以有效控制醫療成本 。
大馬保險公司不能“任意”調高保費。任何重大保費調整必須獲得國家銀行的批准。國家銀行負責監管保險公司的運作,保險公司必須提供合理的理由,並提交漲價申請,以確保保險公司的調整合理且符合監管標準。
所以,要加強監督的不只是保險公司,醫院的收費標準存在一樣多的貓膩,政府應該加強監管,否則最終吃虧的是消費者,因為“醫院高收費~保險公司增保費~消費者付高昂保費”!
老齡化的威脅與全民健康保險
這次樂齡人士保費調漲只是冰山一角,全球面對的是老齡化挑戰才是問題。今天保費上漲對老年人造成衝擊而被迫斷保;20年後,當大馬超過50%老齡人口時,到時問題如何解決?
保費上漲是全球趨勢,特別是老齡化嚴重的國家正面對國家的醫療保障和財務壓力。所以,各國政府和保險監管機構都採取政策干預機制,例如提供補貼或鼓勵具有社會責任的保險計劃,以減緩保費上漲對老年人健康保障的衝擊。
臺灣的全民健保(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被認為是全球最成功的典範,該制度提供全民醫療保險,看病的費用因有健保給付而極為低廉,且醫療服務質量穩定。
臺灣的成功之處在於採用單一支付者模式,這種模式通過政府統一管理醫保資金,使資源分配和醫療成本充分獲得控制。同時,健保系統具有價格透明性,確保醫院和醫療機構遵守收費標準,從而避免了過度醫療(資源浪費)和收費過高的問題。
大馬是否適合借鑑臺灣模式?主要考量資金和管理挑戰,2024年,臺灣健保系統虧損40億令吉,所以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與管理,而我國當前的醫保體系仍依賴私營保險和部分政府補貼,因此完全轉向臺灣模式可能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
再者,臺灣民眾普遍接受健保制度,因為它通過低廉的保費實現了醫療覆蓋的廣泛性。我國如果推行全民健保,需要確保民眾信任其公平性和可持續性,同時也要在政策制定上兼顧不同收入和社會群體的需求(不同收入付不同保費)。
我國可以考慮臺灣的經驗,但不一定複製臺灣模式。例如,大馬可以推動醫療收費透明化及提高部分醫保覆蓋率,以緩解民眾的醫療負擔;同時,通過政策激勵,鼓勵私人醫院參與基本醫療服務,從而逐步推動全民醫保目標,而不至於大幅動搖現有醫療體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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