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安詳】我隨時可走/何國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寫信給胡適，說有人向她道賀，胡適要回國做中研院長了。江冬秀提醒胡適：“你千萬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軟，存棉花。千萬你的終止（宗旨） 要那（拿）的定點，不要再把一隻腳躂（踏）到爛呢（泥）裡去了。再不要走錯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裡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毀在這個年頭上。”
“耳朵軟，存棉花”，二人知識懸殊，但是對丈夫弱點，她知道不少。信中別字不少，不過他不像年輕時一一標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個月足50歲，不要求了，達意就好。她所提之事，並非空穴來風。不管出於個人恩怨，或是爭權奪利，他不止一次成為箭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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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在香港去世。當時只設評議會，沒有後來的院士制度。評議員選出3名人選，再由總統圈定其中一人為接班人。蔣介石通過幕僚陳布雷傳達，他屬意顧孟餘，評議員認為顧孟餘分量不夠，更不滿被指示投票，這是對自由思想和學術正氣的侮辱。陳寅恪帶病表明：“來重慶就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選出胡適，最後一樣徒勞無功，支持胡適的人何嘗不知。同是評議員的陳西瑩說，胡適最適合院長一職，但是“在美國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來也是事實”。
學人骨氣還是得堅守，表態是重要過程。嶽南的《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說1940年3月23日，評議會選出3名候選人，翁文灝和朱家驊同得24票，胡適20票，李四光6票，王世傑和任鴻雋各4票，顧孟餘1票。蔣介石不快，他告訴行政院長孔祥熙：“他們既然要適之，就打電給他回來罷。”
6月22日，胡適回江冬秀信：“你談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間有許多傳說，我無法過問，也無法推辭。我並不想做院長，但我此時若聲明不幹，那就好像我捨不得現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時一切不過問。”
那幾個月日記附有剪報。其中《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適的新職位〉（New Post for Shih） 為題的新聞說：“胡適博士不久將離開華府，改任中研院院長。”
他覺得自己該交待立場。1940年7月20日的日記說他“發憤”寫信給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傑，說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長。“大使是‘戰時徵調，我不敢辭避。’中研院長一類的官不是‘戰時徵調’可比。”
學術界標杆 象徵多於實質意義
胡適國內外知名，作為學術界標杆，傅斯年、陳寅恪等積極推他入前三，象徵多於實質意義。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給胡適信說：“舉先生者之心理，蓋大多數以為只是投一廢票，作一個demonstration，從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內心不安，於是努力斡旋，蔣介石最後收回成命，舍胡適而圈定朱家驊。
受任於敗軍之際，大使任務艱辛。國民黨內部對胡適不滿聲音從沒停過。胡適對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見。行政院長孔祥熙本來就不喜歡胡適執行工作時不給他面子，不斷在蔣介石面前貶低胡適能力，批評胡適“只好個人名譽事，到處領學位”。
宋子文則直接涉入胡適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國負責借款任務後，胡適的實權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記中胡適說宋子文“毫無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來了若無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為外交部長，繼續長駐美國。胡適第二天記2人談話。他曾告訴前外長郭泰祺：“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請千萬不要遲疑。”同樣的話他轉述給宋子文。胡適說宋子文表面客氣，不以上司自居：“我們只是老朋友，我們要合作。”事實並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適日記說：“自從宋子文做了部長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他曾命令本館，凡館中和外部，和政府，往來電報，每日抄送一份給他。但他從不送一份電報給我看。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覆了。”胡適說他將這些事記下來不過是“為後人留一點史料而已”。
胡適為人溫和，很少發怒，日記中罵人的話少之又少。儲皖峰集他的話作對子：“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胡適說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記中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語調積極，意思是“要盡責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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