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侵幸存者／01】难以启齿的痛 性侵伤害不分性别

被告最终被判处无罪释放。陈金玉解释控方败诉原因：

（一）缺乏人证物证。事发在密室，没人看见，无法直接指证施害者，只能靠旁证（circumstantial evidence）。旁证不足就比较吃力。

（二）口交严格来说没有伤痕，因此幸存者报案时没有到医院验伤，没有医药报告。她也无奈表示，即便验伤也不一定验到什么。

幸存者的认知：报警，只为做个了结

另一起，施害者是学校男性老师。课后大家一起到老师家补习，男孩被选中。老师有事要单独和他谈，实则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亲吻他的嘴。他吓傻了，不知怎么回应，也不知怎么说出口。

时隔好多年，大家都毕业离校了，聊起才发现，老师还在对其他学弟做同样的事。报警，大家都觉得需要报警。

“不管结果怎样都好，他们就是要走这段司法之路。”陈金玉说，对性侵害幸存者而言，这是一个未尽之事，即便隔很长一段时间才报警，是希望有个了结。然而，只有男孩那一起案件被带上法庭。

遗憾的是，证据不足，败诉。因为事发那个阶段，他没有告诉父母，只跟朋友提过。在庭上，他的证人只有调查官和当时倾诉的朋友，证据真的什么都没有。

知识就是力量：适当的性教育助孩子辨认错误行为

陈金玉点出两个个案的共同点：当他们发现还有其他人受害，就觉得“必须做些什么”，不然施害者可能食髓知味，一直寻找下个猎物。

再加上，两名施害者在各自领域都是名人，形象优良，比幸存者相对有权力地位。这可以对照台湾艺人黄子佼，身为主持界大哥，人物设定是非常照顾后辈的好前辈，所以事发很久以后，女性幸存者才趁着#MeToo之势勇敢站出来。

“知识就是力量。”陈金玉认为，在面对性侵害创伤，掌握更多知识能让幸存者站稳和反击。“他们要清楚知道自己没有错，还有他们是有权利去报警的。”

更重要的是，身边亲友的陪伴能够形成一张支持网，让幸存者更有力量去处理和面对事件。她建议，父母至少愿意陪幸存者去警局、医院和法庭。

有些家长主张撤案，是出于为人父母的担忧，担心孩子得一再陈述事发经过，受到二度伤害，怕孩子崩溃；或担心证据不足，案件得不到期望的结果。这时，她建议家长与孩子谈谈，以幸存者的意愿为优先。

再往前一步想，性侵害案件或许真的防不胜防，没人能预料到它的发生。“但如果我们有适当的性教育，至少出事后第一时间，他可以回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让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或拖了好几年才去报警。”

男性受性侵属少数？沉在水底不知凡几

男性遭遇性侵害的案件少见吗？也许只是浮出水面的太少。陈金玉认为，整个社会氛围没有鼓励他们站出来报警。

她接触过的案件，男性性侵幸存者在报警前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被怀疑是同志，否则为何会引来另一个男性施害？“但是性侵案件往往发生是，You ar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在不对的地方）

第二个最常面临的反问是，“为什么身为男生，你不会反抗？”陈金玉认为，这与女性幸存者的处境一样，社会习惯先指责受害者（victim blaming）。而男性背负着“男子气概”的社会眼光，会让他们更难以启齿。

再来是，社会普遍预想，只有女性才会受到性侵害，刻板印象中男性都是性侵事件的施害者。陈金玉说，不排除也有女性施害者，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相信男性幸存者会更难启齿。

陈金玉也分享，曾有个案因施害者是名人，案件很快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曝光。施害者以此威胁家属，扬言提告毁谤。“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要施压。”她说。“那我告诉家属，只要不是他们通报记者，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写任何东西，就不用担心。”

伤害不能比较：除了受害者，无人有权言轻重

陈金玉提出的两个个案，都是典型的权势型性侵，老师对学生，阶级由上至下，存在着权力不平等（power imbalance）。

她说，如果学校没有提供性教育，或者家里不曾提起，学生就可能不会意识到“老师”的行为有问题。“再加上施害老师合理化整件事成男孩之间正常的事，他可能虽然感觉不舒服，又误以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男性性侵幸存者虽然面对与女性幸存者些许不同的困难，但陈金玉强调，伤害不能比较，不管男女，伤害如何，对他们来讲都是痛。“就好像，常说被强暴的人才受了很多伤，被骚扰的话就还好。”她说，“可是伤害不是这样来比较的。”

她认为，不管男女，感到伤害的点可能不一样。如果直接比较是不是对另一方也不太公平？或者让另一方误以为受伤没那么严重，更不敢说出来？因此，陈金玉认为，更应该做的是宣导相关内容，让幸存者知道，他们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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