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侵倖存者／01】難以啟齒的痛 性侵傷害不分性別

被告最終被判處無罪釋放。陳金玉解釋控方敗訴原因：

（一）缺乏人證物證。事發在密室，沒人看見，無法直接指證施害者，只能靠旁證（circumstantial evidence）。旁證不足就比較吃力。

（二）口交嚴格來說沒有傷痕，因此倖存者報案時沒有到醫院驗傷，沒有醫藥報告。她也無奈表示，即便驗傷也不一定驗到什麼。

倖存者的認知：報警，只為做個了結

另一起，施害者是學校男性老師。課後大家一起到老師家補習，男孩被選中。老師有事要單獨和他談，實則把他帶到另一個房間，親吻他的嘴。他嚇傻了，不知怎麼回應，也不知怎麼說出口。

時隔好多年，大家都畢業離校了，聊起才發現，老師還在對其他學弟做同樣的事。報警，大家都覺得需要報警。

“不管結果怎樣都好，他們就是要走這段司法之路。”陳金玉說，對性侵害倖存者而言，這是一個未盡之事，即便隔很長一段時間才報警，是希望有個了結。然而，只有男孩那一起案件被帶上法庭。

遺憾的是，證據不足，敗訴。因為事發那個階段，他沒有告訴父母，只跟朋友提過。在庭上，他的證人只有調查官和當時傾訴的朋友，證據真的什麼都沒有。

知識就是力量：適當的性教育助孩子辨認錯誤行為

陳金玉點出兩個個案的共同點：當他們發現還有其他人受害，就覺得“必須做些什麼”，不然施害者可能食髓知味，一直尋找下個獵物。

再加上，兩名施害者在各自領域都是名人，形象優良，比倖存者相對有權力地位。這可以對照臺灣藝人黃子佼，身為主持界大哥，人物設定是非常照顧後輩的好前輩，所以事發很久以後，女性倖存者才趁著#MeToo之勢勇敢站出來。

“知識就是力量。”陳金玉認為，在面對性侵害創傷，掌握更多知識能讓倖存者站穩和反擊。“他們要清楚知道自己沒有錯，還有他們是有權利去報警的。”

更重要的是，身邊親友的陪伴能夠形成一張支持網，讓倖存者更有力量去處理和麵對事件。她建議，父母至少願意陪倖存者去警局、醫院和法庭。

有些家長主張撤案，是出於為人父母的擔憂，擔心孩子得一再陳述事發經過，受到二度傷害，怕孩子崩潰；或擔心證據不足，案件得不到期望的結果。這時，她建議家長與孩子談談，以倖存者的意願為優先。

再往前一步想，性侵害案件或許真的防不勝防，沒人能預料到它的發生。“但如果我們有適當的性教育，至少出事後第一時間，他可以回來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而不是讓這件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或拖了好幾年才去報警。”

男性受性侵屬少數？沉在水底不知凡幾

男性遭遇性侵害的案件少見嗎？也許只是浮出水面的太少。陳金玉認為，整個社會氛圍沒有鼓勵他們站出來報警。

她接觸過的案件，男性性侵倖存者在報警前猶豫不決，是因為擔心被懷疑是同志，否則為何會引來另一個男性施害？“但是性侵案件往往發生是，You ar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在不對的時間出現在不對的地方）

第二個最常面臨的反問是，“為什麼身為男生，你不會反抗？”陳金玉認為，這與女性倖存者的處境一樣，社會習慣先指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而男性揹負著“男子氣概”的社會眼光，會讓他們更難以啟齒。

再來是，社會普遍預想，只有女性才會受到性侵害，刻板印象中男性都是性侵事件的施害者。陳金玉說，不排除也有女性施害者，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相信男性倖存者會更難啟齒。

陳金玉也分享，曾有個案因施害者是名人，案件很快在社交媒體和新聞媒體曝光。施害者以此威脅家屬，揚言提告毀謗。“他的主要目的應該是要施壓。”她說。“那我告訴家屬，只要不是他們通報記者，也沒有在社交媒體上寫任何東西，就不用擔心。”

傷害不能比較：除了受害者，無人有權言輕重

陳金玉提出的兩個個案，都是典型的權勢型性侵，老師對學生，階級由上至下，存在著權力不平等（power imbalance）。

她說，如果學校沒有提供性教育，或者家裡不曾提起，學生就可能不會意識到“老師”的行為有問題。“再加上施害老師合理化整件事成男孩之間正常的事，他可能雖然感覺不舒服，又誤以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男性性侵倖存者雖然面對與女性倖存者些許不同的困難，但陳金玉強調，傷害不能比較，不管男女，傷害如何，對他們來講都是痛。“就好像，常說被強暴的人才受了很多傷，被騷擾的話就還好。”她說，“可是傷害不是這樣來比較的。”

她認為，不管男女，感到傷害的點可能不一樣。如果直接比較是不是對另一方也不太公平？或者讓另一方誤以為受傷沒那麼嚴重，更不敢說出來？因此，陳金玉認為，更應該做的是宣導相關內容，讓倖存者知道，他們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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