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侵幸存者／02】挺身指证 只盼不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我有跟（幸存者）父母说过，（性侵害受害案件）没人能担保一定会赢，可是他们的立场不管赢不赢，还是希望走司法途径，我还蛮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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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性学会（雪隆区）法律顾问陈金玉说，性侵害幸存者不希望有下一个受害者才决定报警，“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很勇敢，顶着那些压力真的很不简单。”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赖国华

陈金玉解释，当性侵害幸存者决定报警时，只需据实以告，警方调查官（Investigating Officer，IO）展开调查，将案件交给检控官（Deputy Public Prosecutor，DPP），看符合哪些罪行，再援引相关条文提告。

“性侵害（Sexual Assault）是广义词，包含性骚扰、性猥亵、强暴、乱伦、违反自然性行为等。陈金玉指出，大部分与性侵害相关的罪行被归类在《刑事法典》（Penal Code／Kanun Keseksaan）。

（以上列表参考自陈金玉、槟城妇女醒觉中心WCC）

《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完善刑事法典的不足

另外，18岁以下的儿童则受到《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保护，补足了刑事法典的不足。陈金玉补充，此法令阐明更多关于儿童性侵物品、儿童性诱拐，以及儿童性侵害、性演出和性威胁等罪行。

性侵害案件一般发生在密室，难有证人。然而，陈金玉提到，《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的第17条文阐明，儿童证人被推定为有作证能力。第18条文更提到，法官有权接纳儿童口供，并以此为判罪依据，即使没有其他人证、物证佐证。“这扩大了施害者被绳之以法的可能。”

不过，她曾有个案事发时未成年，当时尚未落实《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因此法律追溯时不能援引此法，只能按照刑事法典的条文提控施害者。

司法的难处：幸存者缺乏主导权

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之下，男性性侵幸存者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报警，选择司法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然而，很多案件最终结果是，被告无罪释放，结果令人遗憾。

“司法和辅导不一样。”陈金玉解释，幸存者在面对辅导员和司法人员时，所面对的情况截然不同。辅导员一般不会强迫幸存者说什么，而是配合他们的步伐，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和节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辅导室里头，从幸存者的表情、情绪观察，辅导员都会相信幸存者。

“回到法庭，一切讲究证据。”陈金玉说，来到法律层面，幸存者的主导权减少了。何时上庭，法官、检控官说了算；要提告施害者哪一条罪？检控官说了算。在法庭上要说什么，说多少，由检控官来问……

司法的难处：没有尽早报案

很多幸存者觉得，事情过了那么久，是不是要往前迈步了？可是人生又被这件事卡着。陈金玉提醒，马来西亚的刑事案件并没有追溯期，意即不管事发后多久，幸存者还是可以报案。只是，越迟报案，记忆可能越模糊，要追溯细节也比较困难。

在时隔很久才报案的情况下，往往被告的辩护律师一定会盘问“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报案？”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盘问技巧，也是很普遍的迷思，“出这么大件事，正常人的反应都会马上报警。”

陈金玉提醒，人们在面对压力或威胁时，生理机制会产生“战、逃、僵反应”（Fight, Flight or Freeze Response）。性侵害是非常严重的创伤，幸存者当下的反应往往僵住，无法回神，不去报警。

司法的难处：举证艰难

“在一个司法案件，举证责任永远在检控官。”陈金玉解释，“就是检控官要去证明施害者性侵了幸存者，而不是施害者证明自己没有性侵幸存者。”

检控官的证据从调查官来，调查官的证据又来自幸存者，它就是一条链，环环相扣。所以如果幸存者迟报警，能搜集的证据可能越来越少。她举例，强暴案时隔太久，阴道撕裂可能已经复原，或者医生没办法检查到是什么时候发生；精液在冲凉时可能冲掉了。

“所以，当下报警和一个月后才报警，证据就是不一样的。”陈金玉解释，事发第二天还能记忆犹新，可是两年后还能否清楚记得确切日期、时间、地点？“除非都有记录下来，否则这些细节都很容易被辩方律师挑战。”

陈金玉曾有个案，幸存者在供证时给错了日期，虽然只相差一天，但辩方律师得以提出被告的不在场证明（notice of alibi），证明被告当时与其他人在一起。

她鼓励，幸存者在报警前，可事先草拟好报案书才去警局。因为警局的氛围可能造成很大压力，可能因此一时给错资讯等。

案件拖延，那就善用被拖的时间

性侵案件带上法庭后，漫长的诉讼期也是幸存者的主要压力来源。当案件进程不是幸存者可以控制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make use of the difficulty，善用这个‘困难’？”

陈金玉在担任性侵害相关案件的旁听律师时有个人坚持，就是在幸存者上庭供证前，带他去法庭观察，事先适应法庭的氛围。

当施害嫌犯被控上法庭，到审讯之前，间中还有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的程序。陈金玉会把握机会带幸存者去法庭看看。“我记得一个幸存者第一次去法庭时，他真的很怕，还没待到5分钟就走了。”

在陈金玉鼓励和陪同下，幸存者再次尝试先到法庭适应。她仔细讲解届时旁听律师、法官、通译员等相关人员的位置。这次，他待了约20分钟，也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恐怖。

“随着去法庭的次数越多，知识越来越多，他会越来越愿意去面对。”陈金玉提到，案件虽然不时拖延，但幸存者也在成长，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都在增加。这时慢慢给予法律知识，更新案件进度，他也能做更充足的心理准备。

“（拖延）变相来说是好事，因为他在社交媒体读到相关资讯，接触多了，就更清楚不是自己的错，就越来越有力量去面对整件事。”

她也提醒，陪伴且尊重幸存者的意愿，非常重要。很多性侵害案件，家长因担心孩子崩溃，主张撤案。“怕孩子崩溃？那就想办法怎么让他不崩溃。”就如上述，可以给予法律知识，建立他的韧性，让他能撑着自己过掉这一关。

“其他的人陪伴也是很有力量的。”她希望人们不要以为，陪同上庭也不能做什么，“单是陪伴就有很大的力量，这让他知道，有人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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