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性侵倖存者／02】挺身指證 只盼不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我有跟（倖存者）父母說過，（性侵害受害案件）沒人能擔保一定會贏，可是他們的立場不管贏不贏，還是希望走司法途徑，我還蠻欣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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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性學會（雪隆區）法律顧問陳金玉說，性侵害倖存者不希望有下一個受害者才決定報警，“所以他們其實真的很勇敢，頂著那些壓力真的很不簡單。”

報道：本刊 白慧琪
攝影：本報 賴國華

陳金玉解釋，當性侵害倖存者決定報警時，只需據實以告，警方調查官（Investigating Officer，IO）展開調查，將案件交給檢控官（Deputy Public Prosecutor，DPP），看符合哪些罪行，再援引相關條文提告。

“性侵害（Sexual Assault）是廣義詞，包含性騷擾、性猥褻、強暴、亂倫、違反自然性行為等。陳金玉指出，大部分與性侵害相關的罪行被歸類在《刑事法典》（Penal Code／Kanun Keseksaan）。

（以上列表參考自陳金玉、檳城婦女醒覺中心WCC）

《2017年兒童性侵法令》完善刑事法典的不足

另外，18歲以下的兒童則受到《2017年兒童性侵法令》保護，補足了刑事法典的不足。陳金玉補充，此法令闡明更多關於兒童性侵物品、兒童性誘拐，以及兒童性侵害、性演出和性威脅等罪行。

性侵害案件一般發生在密室，難有證人。然而，陳金玉提到，《2017年兒童性侵法令》的第17條文闡明，兒童證人被推定為有作證能力。第18條文更提到，法官有權接納兒童口供，並以此為判罪依據，即使沒有其他人證、物證佐證。“這擴大了施害者被繩之以法的可能。”

不過，她曾有個案事發時未成年，當時尚未落實《2017年兒童性侵法令》，因此法律追溯時不能援引此法，只能按照刑事法典的條文提控施害者。

司法的難處：倖存者缺乏主導權

在社會的刻板印象之下，男性性侵倖存者終於鼓起勇氣站出來報警，選擇司法途徑為自己討回公道。然而，很多案件最終結果是，被告無罪釋放，結果令人遺憾。

“司法和輔導不一樣。”陳金玉解釋，倖存者在面對輔導員和司法人員時，所面對的情況截然不同。輔導員一般不會強迫倖存者說什麼，而是配合他們的步伐，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和節奏，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在輔導室裡頭，從倖存者的表情、情緒觀察，輔導員都會相信倖存者。

“回到法庭，一切講究證據。”陳金玉說，來到法律層面，倖存者的主導權減少了。何時上庭，法官、檢控官說了算；要提告施害者哪一條罪？檢控官說了算。在法庭上要說什麼，說多少，由檢控官來問……

司法的難處：沒有儘早報案

很多幸存者覺得，事情過了那麼久，是不是要往前邁步了？可是人生又被這件事卡著。陳金玉提醒，馬來西亞的刑事案件並沒有追溯期，意即不管事發後多久，倖存者還是可以報案。只是，越遲報案，記憶可能越模糊，要追溯細節也比較困難。

在時隔很久才報案的情況下，往往被告的辯護律師一定會盤問“為什麼到現在才來報案？”這不僅是辯護律師的盤問技巧，也是很普遍的迷思，“出這麼大件事，正常人的反應都會馬上報警。”

陳金玉提醒，人們在面對壓力或威脅時，生理機制會產生“戰、逃、僵反應”（Fight, Flight or Freeze Response）。性侵害是非常嚴重的創傷，倖存者當下的反應往往僵住，無法回神，不去報警。

司法的難處：舉證艱難

“在一個司法案件，舉證責任永遠在檢控官。”陳金玉解釋，“就是檢控官要去證明施害者性侵了倖存者，而不是施害者證明自己沒有性侵倖存者。”

檢控官的證據從調查官來，調查官的證據又來自倖存者，它就是一條鏈，環環相扣。所以如果倖存者遲報警，能蒐集的證據可能越來越少。她舉例，強暴案時隔太久，陰道撕裂可能已經復原，或者醫生沒辦法檢查到是什麼時候發生；精液在沖涼時可能沖掉了。

“所以，當下報警和一個月後才報警，證據就是不一樣的。”陳金玉解釋，事發第二天還能記憶猶新，可是兩年後還能否清楚記得確切日期、時間、地點？“除非都有記錄下來，否則這些細節都很容易被辯方律師挑戰。”

陳金玉曾有個案，倖存者在供證時給錯了日期，雖然只相差一天，但辯方律師得以提出被告的不在場證明（notice of alibi），證明被告當時與其他人在一起。

她鼓勵，倖存者在報警前，可事先草擬好報案書才去警局。因為警局的氛圍可能造成很大壓力，可能因此一時給錯資訊等。

案件拖延，那就善用被拖的時間

性侵案件帶上法庭後，漫長的訴訟期也是倖存者的主要壓力來源。當案件進程不是倖存者可以控制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可以make use of the difficulty，善用這個‘困難’？”

陳金玉在擔任性侵害相關案件的旁聽律師時有個人堅持，就是在倖存者上庭供證前，帶他去法庭觀察，事先適應法庭的氛圍。

當施害嫌犯被控上法庭，到審訊之前，間中還有案件管理（case management）的程序。陳金玉會把握機會帶倖存者去法庭看看。“我記得一個倖存者第一次去法庭時，他真的很怕，還沒待到5分鐘就走了。”

在陳金玉鼓勵和陪同下，倖存者再次嘗試先到法庭適應。她仔細講解屆時旁聽律師、法官、通譯員等相關人員的位置。這次，他待了約20分鐘，也覺得其實沒有那麼恐怖。

“隨著去法庭的次數越多，知識越來越多，他會越來越願意去面對。”陳金玉提到，案件雖然不時拖延，但倖存者也在成長，理解能力、表達能力都在增加。這時慢慢給予法律知識，更新案件進度，他也能做更充足的心理準備。

“（拖延）變相來說是好事，因為他在社交媒體讀到相關資訊，接觸多了，就更清楚不是自己的錯，就越來越有力量去面對整件事。”

她也提醒，陪伴且尊重倖存者的意願，非常重要。很多性侵害案件，家長因擔心孩子崩潰，主張撤案。“怕孩子崩潰？那就想辦法怎麼讓他不崩潰。”就如上述，可以給予法律知識，建立他的韌性，讓他能撐著自己過掉這一關。

“其他的人陪伴也是很有力量的。”她希望人們不要以為，陪同上庭也不能做什麼，“單是陪伴就有很大的力量，這讓他知道，有人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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