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屆花蹤文學獎 | 新秀散文首獎 | 工
心不在焉的人，會被工地吃掉。
這句話倒不是說，動物們在工地就很安全了。剛到工地的第一個禮拜，我就在幾乎完工的屋子內看到一具白色的屍體。說是屍體，又像是小孩子的玩偶，那種毛髮粘滯的樣子，尖端被染成了灰色，太像是孩子嘬出來的形狀。那種四肢伸直趴在那裡的姿勢，也像是被孩子拖拽，一直到找到了更喜歡的玩具而放手遺棄在那裡的。我走到它臉部跟前，沒有聞到腐臭味，但還是確認了，那是一具貓。
我一時想不起貓的馬來語，只是一直喊：“Cat！Cat！”。再隔一天，貓就被工地吃掉了。就像三月末泥機剛剛駛入新的工地（那時候算是工地嗎，應該喚作森林更為合適吧），我和上司在尋找邊界釘的時候看到的那兩隻山豬一樣。山豬蹦了或有一米高，跳進樹叢裡就沒有再出現過，一直放任我們把森林夷為黃沙地。
新的工地在百貨公司的正前方。在馬路邊有一個吊杆門，然後駛入一百米左右以後，再有一個吊杆門，這些是一直都在的。從吊杆門進來，右邊是第一組的木工，旁邊是第二組的木工；左邊是四個集裝箱做的辦公室和會議室，還有三間用木搭起來的儲藏室，被藍色沙籬隔開後，便是八棟兩層的集裝箱做的“公私”（宿舍）。往後走的廚房很臭，時常有土狗隨意的排洩。
貓狗也不是一直都在的，剛開始是在路邊嬉戲，後來在沙籬外試探，再不知不覺中入住了公私。在舊場（舊工地）的那會也是如此，在我來到的一個月以後，開始冒出了貓貓狗狗，用人的厭煩做食。厭煩怎麼做成食物？原來是拼命叫喚，讓人聽得厭煩了，於是去找食物來堵它的嘴。把這樣的手段運用到極致的，是一隻黑貓。
有一天晚上，我夢到我把那隻煩人的小貓捏死。那真是一個可怕的夢，但從此我便沒有在工地看過它。我把黑色的它摁在溝渠裡，我背對著全部人，轉頭的時候眾人向我投來同意的目光——讓夢裡的我把它捏死了。
它的腦袋癟了進去，下顎留在空中。
那隻黑貓消失以後，小黑狗便取代了它的位置。但是又不像小貓一樣煩人，有人經過也就抬著眼神，不動。甚至看到上邊有些黃泥還會用爪子拍淨了再躺。它身體蜷成C字、右邊屁股的毛始終沒有長出來，靜靜地躺在我的黑色雨靴上，聽同一窩的小狗在涵洞裡嚶嚶嗚嗚還不太會吠。
鐵架（腳手架）頂起水箱，就是露天的洗澡區，外勞也有攜家帶口的，他們老婆洗澡的時候可能就會被偷窺。A型房屋有四棟，形成一個L型把別的屋型給包圍住了，L型的中間，便是將來的空地、小公園，現在是鐵工的工作區。再往裡面走，一條六米寬的大道通往“舊工地”，路的左邊是B型，右邊是C型。
旱的時候粉塵飛揚，雨的時候泥濘，於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時間點來描述工地。工地變得太快了，而似乎不變的話便不叫工地——本來就只是一個短暫的狀態，是介於森林到完整建築間的一個時期，如此而已。
前輩都不是讀本科的，因此對我便有不太實際的期待，說，你是讀土木工程的，應該很瞭解工地吧？
我其實是不瞭解的。
工地裡至少有四樣東西喚作“懶覺”：腳手架的連接銷、門把手的鎖芯、混凝土振搗器，還有男人真正的“懶覺”。挖掘機叫“Kobe”，反剷挖土機叫“JCB”，拖拉機叫“寸頭仔”。混凝土樓板叫“板平”，底層叫“地臺”，牆壁的水平叫“平水”和“蕩水”，確認有沒有直角是“角測”和“三四五”，小石料叫“加沙蘭”，混凝土叫“石子”。
我開始像嬰兒學說話。學完中文，還得再學一次外勞的叫法。
阿華是第一組來的木工看工，問了我新山人最常被問的問題：“為什麼不去新加坡？”甚至於印尼工頭，谷弗弄，在我載他到牙醫拔牙的時候也問了我同樣的問題。他在工地的時間太長，長到他都釐出了年輕看工的歸宿。他大概只恨自己不識字或學不會英語罷，否則這個機會讓給他，必是半點都沒猶豫的。
這個問題，實在太過難以找到一個理性的理由去回答。我甚至不確定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會有人拒絕這樣的一項美差，那便是過一條橋的距離換三又五分之二倍的工資。這部分不願過去的新山人，是否又對“國”的概念有太明確的分界。不過是一條橋，不過是塞車。在吉隆坡實習的日子裡我住在舊巴生路，或說現在每天途經舊甘巴士路，難道真的是掃過了護照就換了個身分嗎？如果說因為這樣而產生了身分的解離，那對於幾乎活在外勞堆裡的我（們），卻也顯得過分矯情。
我原先有點期待在《異鄉人》裡能找到這種矛盾的共鳴，但是我倒覺得“局外人”這個翻譯更為貼切了。如果外勞有他們作為遊子的解離感（就像移民海外者那種嗎）；我（們）是不是也有被遊子包圍的解離感呢（像歐洲本土人那種嗎）。
我其實沒有看過工地怎麼把人吃掉。但是人就是變少了。在二十年前，他們說，這些做工的人全都是華人。在那個時代，我這個主要承包商的看工，是在茶餐室喝茶的人，而阿華那個職位的人，是在陪著喝茶的人。可是做工的人在他們喝茶的當兒，被工地吃掉了，因此做事忽然沒了分寸。
水與沙與洋灰的比例失衡、木材找不到足寸並且夠直的、沙石車怎麼好像摻了水分。
當我從工地回到住了二十餘年的房子裡，從砌磚上，無需太仔細地都看出了分別。好些人會說，這種分寸，是敗給了外籍民族的惰性。可是工地未免太依賴口耳相傳，而語言的隔閡和年紀的斷層，讓人不知覺地氣餒。當年公司來的第一個孟加拉籍工人穆斯骰伐，是我的經理親自帶著他去鋤泥的。經理鋤了一堆，然後指著一片區域說，都鋤到這一個水平。他說OK。然而一個小時以後回來，穆斯骰伐已經鋤出一個深坑。
鐵工的工頭魯非可也是這樣的，他們的OK，似乎在理解的過程中出現了誤會。但是他們在事後露出的那種憨笑，卻又太過真誠。經理說，不要被他們的眼神騙了，就是這樣真誠的谷弗弄，也曾把工人集在一起鬧事。最後是靠閉關了他兩個星期不能工作，才得以平息。
外勞們，護照收在公司手裡。他們甚至不能離開工地。他們如果沒有工作，便沒有錢，遠在家鄉的孩子便忍受飢餓。他們把自己送進來工地，遠在家鄉的孩子反而成了人質。前兩年的居家隔離，他們就這樣無工可做，無能為力。
機械的駕駛員，也是汰換得很快。黑皮受不了老闆，把鑰匙丟了走人。阿林回去家鄉自己做了。有時候會聽到同事說之前那個羅裡司機爬山的時候暴斃了。現在在工地的印尼駕駛員，十月也要回去結婚了。
年輕人到底去了哪裡呢。我也不知不覺有些疲憊，慢慢地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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