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屆花踪文學獎 | 新秀散文首獎 | 工
心不在焉的人，会被工地吃掉。
这句话倒不是说，动物们在工地就很安全了。刚到工地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在几乎完工的屋子内看到一具白色的尸体。说是尸体，又像是小孩子的玩偶，那种毛发粘滞的样子，尖端被染成了灰色，太像是孩子嘬出来的形状。那种四肢伸直趴在那里的姿势，也像是被孩子拖拽，一直到找到了更喜欢的玩具而放手遗弃在那里的。我走到它脸部跟前，没有闻到腐臭味，但还是确认了，那是一具猫。
我一时想不起猫的马来语，只是一直喊：“Cat！Cat！”。再隔一天，猫就被工地吃掉了。就像三月末泥机刚刚驶入新的工地（那时候算是工地吗，应该唤作森林更为合适吧），我和上司在寻找边界钉的时候看到的那两只山猪一样。山猪蹦了或有一米高，跳进树丛里就没有再出现过，一直放任我们把森林夷为黄沙地。
新的工地在百货公司的正前方。在马路边有一个吊杆门，然后驶入一百米左右以后，再有一个吊杆门，这些是一直都在的。从吊杆门进来，右边是第一组的木工，旁边是第二组的木工；左边是四个集装箱做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还有三间用木搭起来的储藏室，被蓝色沙篱隔开后，便是八栋两层的集装箱做的“公私”（宿舍）。往后走的厨房很臭，时常有土狗随意的排泄。
猫狗也不是一直都在的，刚开始是在路边嬉戏，后来在沙篱外试探，再不知不觉中入住了公私。在旧场（旧工地）的那会也是如此，在我来到的一个月以后，开始冒出了猫猫狗狗，用人的厌烦做食。厌烦怎么做成食物？原来是拼命叫唤，让人听得厌烦了，于是去找食物来堵它的嘴。把这样的手段运用到极致的，是一只黑猫。
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我把那只烦人的小猫捏死。那真是一个可怕的梦，但从此我便没有在工地看过它。我把黑色的它摁在沟渠里，我背对着全部人，转头的时候众人向我投来同意的目光——让梦里的我把它捏死了。
它的脑袋瘪了进去，下颚留在空中。
那只黑猫消失以后，小黑狗便取代了它的位置。但是又不像小猫一样烦人，有人经过也就抬着眼神，不动。甚至看到上边有些黄泥还会用爪子拍净了再躺。它身体蜷成C字、右边屁股的毛始终没有长出来，静静地躺在我的黑色雨靴上，听同一窝的小狗在涵洞里嘤嘤呜呜还不太会吠。
铁架（脚手架）顶起水箱，就是露天的洗澡区，外劳也有携家带口的，他们老婆洗澡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偷窥。A型房屋有四栋，形成一个L型把别的屋型给包围住了，L型的中间，便是将来的空地、小公园，现在是铁工的工作区。再往里面走，一条六米宽的大道通往“旧工地”，路的左边是B型，右边是C型。
旱的时候粉尘飞扬，雨的时候泥泞，于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来描述工地。工地变得太快了，而似乎不变的话便不叫工地——本来就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是介于森林到完整建筑间的一个时期，如此而已。
前辈都不是读本科的，因此对我便有不太实际的期待，说，你是读土木工程的，应该很了解工地吧？
我其实是不了解的。
工地里至少有四样东西唤作“懒觉”：脚手架的连接销、门把手的锁芯、混凝土振捣器，还有男人真正的“懒觉”。挖掘机叫“Kobe”，反铲挖土机叫“JCB”，拖拉机叫“寸头仔”。混凝土楼板叫“板平”，底层叫“地台”，墙壁的水平叫“平水”和“荡水”，确认有没有直角是“角测”和“三四五”，小石料叫“加沙兰”，混凝土叫“石子”。
我开始像婴儿学说话。学完中文，还得再学一次外劳的叫法。
阿华是第一组来的木工看工，问了我新山人最常被问的问题：“为什么不去新加坡？”甚至于印尼工头，谷弗弄，在我载他到牙医拔牙的时候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在工地的时间太长，长到他都厘出了年轻看工的归宿。他大概只恨自己不识字或学不会英语罢，否则这个机会让给他，必是半点都没犹豫的。
这个问题，实在太过难以找到一个理性的理由去回答。我甚至不确定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会有人拒绝这样的一项美差，那便是过一条桥的距离换三又五分之二倍的工资。这部分不愿过去的新山人，是否又对“国”的概念有太明确的分界。不过是一条桥，不过是塞车。在吉隆坡实习的日子里我住在旧巴生路，或说现在每天途经旧甘巴士路，难道真的是扫过了护照就换了个身分吗？如果说因为这样而产生了身分的解离，那对于几乎活在外劳堆里的我（们），却也显得过分矫情。
我原先有点期待在《异乡人》里能找到这种矛盾的共鸣，但是我倒觉得“局外人”这个翻译更为贴切了。如果外劳有他们作为游子的解离感（就像移民海外者那种吗）；我（们）是不是也有被游子包围的解离感呢（像欧洲本土人那种吗）。
我其实没有看过工地怎么把人吃掉。但是人就是变少了。在二十年前，他们说，这些做工的人全都是华人。在那个时代，我这个主要承包商的看工，是在茶餐室喝茶的人，而阿华那个职位的人，是在陪着喝茶的人。可是做工的人在他们喝茶的当儿，被工地吃掉了，因此做事忽然没了分寸。
水与沙与洋灰的比例失衡、木材找不到足寸并且够直的、沙石车怎么好像掺了水分。
当我从工地回到住了二十余年的房子里，从砌砖上，无需太仔细地都看出了分别。好些人会说，这种分寸，是败给了外籍民族的惰性。可是工地未免太依赖口耳相传，而语言的隔阂和年纪的断层，让人不知觉地气馁。当年公司来的第一个孟加拉籍工人穆斯骰伐，是我的经理亲自带着他去锄泥的。经理锄了一堆，然后指着一片区域说，都锄到这一个水平。他说OK。然而一个小时以后回来，穆斯骰伐已经锄出一个深坑。
铁工的工头鲁非可也是这样的，他们的OK，似乎在理解的过程中出现了误会。但是他们在事后露出的那种憨笑，却又太过真诚。经理说，不要被他们的眼神骗了，就是这样真诚的谷弗弄，也曾把工人集在一起闹事。最后是靠闭关了他两个星期不能工作，才得以平息。
外劳们，护照收在公司手里。他们甚至不能离开工地。他们如果没有工作，便没有钱，远在家乡的孩子便忍受饥饿。他们把自己送进来工地，远在家乡的孩子反而成了人质。前两年的居家隔离，他们就这样无工可做，无能为力。
机械的驾驶员，也是汰换得很快。黑皮受不了老板，把钥匙丢了走人。阿林回去家乡自己做了。有时候会听到同事说之前那个罗里司机爬山的时候暴毙了。现在在工地的印尼驾驶员，十月也要回去结婚了。
年轻人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也不知不觉有些疲惫，慢慢地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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