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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6:00pm 01/11/2024

譚鈞澤

第17屆花踪文學獎

新秀散文首獎

譚鈞澤

第17屆花踪文學獎

新秀散文首獎

第17屆花蹤文學獎 | 新秀散文首獎 | 工

文:譚鈞澤
(圖/譚鈞澤提供)

心不在焉的人,會被工地吃掉。

這句話倒不是說,動物們在工地就很安全了。剛到工地的第一個禮拜,我就在幾乎完工的屋子內看到一具白色的屍體。說是屍體,又像是小孩子的玩偶,那種毛髮粘滯的樣子,尖端被染成了灰色,太像是孩子嘬出來的形狀。那種四肢伸直趴在那裡的姿勢,也像是被孩子拖拽,一直到找到了更喜歡的玩具而放手遺棄在那裡的。我走到它臉部跟前,沒有聞到腐臭味,但還是確認了,那是一具貓。

我一時想不起貓的馬來語,只是一直喊:“Cat!Cat!”。再隔一天,貓就被工地吃掉了。就像三月末泥機剛剛駛入新的工地(那時候算是工地嗎,應該喚作森林更為合適吧),我和上司在尋找邊界釘的時候看到的那兩隻山豬一樣。山豬蹦了或有一米高,跳進樹叢裡就沒有再出現過,一直放任我們把森林夷為黃沙地。

新的工地在百貨公司的正前方。在馬路邊有一個吊杆門,然後駛入一百米左右以後,再有一個吊杆門,這些是一直都在的。從吊杆門進來,右邊是第一組的木工,旁邊是第二組的木工;左邊是四個集裝箱做的辦公室和會議室,還有三間用木搭起來的儲藏室,被藍色沙籬隔開後,便是八棟兩層的集裝箱做的“公私”(宿舍)。往後走的廚房很臭,時常有土狗隨意的排洩。

貓狗也不是一直都在的,剛開始是在路邊嬉戲,後來在沙籬外試探,再不知不覺中入住了公私。在舊場(舊工地)的那會也是如此,在我來到的一個月以後,開始冒出了貓貓狗狗,用人的厭煩做食。厭煩怎麼做成食物?原來是拼命叫喚,讓人聽得厭煩了,於是去找食物來堵它的嘴。把這樣的手段運用到極致的,是一隻黑貓。

有一天晚上,我夢到我把那隻煩人的小貓捏死。那真是一個可怕的夢,但從此我便沒有在工地看過它。我把黑色的它摁在溝渠裡,我背對著全部人,轉頭的時候眾人向我投來同意的目光——讓夢裡的我把它捏死了。

它的腦袋癟了進去,下顎留在空中。

那隻黑貓消失以後,小黑狗便取代了它的位置。但是又不像小貓一樣煩人,有人經過也就抬著眼神,不動。甚至看到上邊有些黃泥還會用爪子拍淨了再躺。它身體蜷成C字、右邊屁股的毛始終沒有長出來,靜靜地躺在我的黑色雨靴上,聽同一窩的小狗在涵洞裡嚶嚶嗚嗚還不太會吠。

鐵架(腳手架)頂起水箱,就是露天的洗澡區,外勞也有攜家帶口的,他們老婆洗澡的時候可能就會被偷窺。A型房屋有四棟,形成一個L型把別的屋型給包圍住了,L型的中間,便是將來的空地、小公園,現在是鐵工的工作區。再往裡面走,一條六米寬的大道通往“舊工地”,路的左邊是B型,右邊是C型。

旱的時候粉塵飛揚,雨的時候泥濘,於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時間點來描述工地。工地變得太快了,而似乎不變的話便不叫工地——本來就只是一個短暫的狀態,是介於森林到完整建築間的一個時期,如此而已。

前輩都不是讀本科的,因此對我便有不太實際的期待,說,你是讀土木工程的,應該很瞭解工地吧?

我其實是不瞭解的。

工地裡至少有四樣東西喚作“懶覺”:腳手架的連接銷、門把手的鎖芯、混凝土振搗器,還有男人真正的“懶覺”。挖掘機叫“Kobe”,反剷挖土機叫“JCB”,拖拉機叫“寸頭仔”。混凝土樓板叫“板平”,底層叫“地臺”,牆壁的水平叫“平水”和“蕩水”,確認有沒有直角是“角測”和“三四五”,小石料叫“加沙蘭”,混凝土叫“石子”。

我開始像嬰兒學說話。學完中文,還得再學一次外勞的叫法。

阿華是第一組來的木工看工,問了我新山人最常被問的問題:“為什麼不去新加坡?”甚至於印尼工頭,谷弗弄,在我載他到牙醫拔牙的時候也問了我同樣的問題。他在工地的時間太長,長到他都釐出了年輕看工的歸宿。他大概只恨自己不識字或學不會英語罷,否則這個機會讓給他,必是半點都沒猶豫的。

這個問題,實在太過難以找到一個理性的理由去回答。我甚至不確定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會有人拒絕這樣的一項美差,那便是過一條橋的距離換三又五分之二倍的工資。這部分不願過去的新山人,是否又對“國”的概念有太明確的分界。不過是一條橋,不過是塞車。在吉隆坡實習的日子裡我住在舊巴生路,或說現在每天途經舊甘巴士路,難道真的是掃過了護照就換了個身分嗎?如果說因為這樣而產生了身分的解離,那對於幾乎活在外勞堆裡的我(們),卻也顯得過分矯情。

我原先有點期待在《異鄉人》裡能找到這種矛盾的共鳴,但是我倒覺得“局外人”這個翻譯更為貼切了。如果外勞有他們作為遊子的解離感(就像移民海外者那種嗎);我(們)是不是也有被遊子包圍的解離感呢(像歐洲本土人那種嗎)。

我其實沒有看過工地怎麼把人吃掉。但是人就是變少了。在二十年前,他們說,這些做工的人全都是華人。在那個時代,我這個主要承包商的看工,是在茶餐室喝茶的人,而阿華那個職位的人,是在陪著喝茶的人。可是做工的人在他們喝茶的當兒,被工地吃掉了,因此做事忽然沒了分寸。

水與沙與洋灰的比例失衡、木材找不到足寸並且夠直的、沙石車怎麼好像摻了水分。

當我從工地回到住了二十餘年的房子裡,從砌磚上,無需太仔細地都看出了分別。好些人會說,這種分寸,是敗給了外籍民族的惰性。可是工地未免太依賴口耳相傳,而語言的隔閡和年紀的斷層,讓人不知覺地氣餒。當年公司來的第一個孟加拉籍工人穆斯骰伐,是我的經理親自帶著他去鋤泥的。經理鋤了一堆,然後指著一片區域說,都鋤到這一個水平。他說OK。然而一個小時以後回來,穆斯骰伐已經鋤出一個深坑。

鐵工的工頭魯非可也是這樣的,他們的OK,似乎在理解的過程中出現了誤會。但是他們在事後露出的那種憨笑,卻又太過真誠。經理說,不要被他們的眼神騙了,就是這樣真誠的谷弗弄,也曾把工人集在一起鬧事。最後是靠閉關了他兩個星期不能工作,才得以平息。

外勞們,護照收在公司手裡。他們甚至不能離開工地。他們如果沒有工作,便沒有錢,遠在家鄉的孩子便忍受飢餓。他們把自己送進來工地,遠在家鄉的孩子反而成了人質。前兩年的居家隔離,他們就這樣無工可做,無能為力。

機械的駕駛員,也是汰換得很快。黑皮受不了老闆,把鑰匙丟了走人。阿林回去家鄉自己做了。有時候會聽到同事說之前那個羅裡司機爬山的時候暴斃了。現在在工地的印尼駕駛員,十月也要回去結婚了。

年輕人到底去了哪裡呢。我也不知不覺有些疲憊,慢慢地心不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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