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妮，你有没有写过诗歌啊？”
“我爸其实有写好稿的，你们让他讲完……我中学有写过，爸爸你有写过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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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佩妮和父亲戴文光的幽默对话，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在刚过去的10月，她回到老家柔佛，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表演嘉宾，更与父亲同台颁奖。典礼当天，亦是她的第12张专辑《双生火焰》开放预购的日子。
近几年，戴佩妮学会专注在自己的身上，感受生命当下的瞬间，不再是观察者的角色，而是深入体验一个个最真实的感受。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林明辉
视频：本刊 林佳莹
2000年，戴佩妮在台湾出道，5度获得金曲奖，并在2014年成为金曲歌后。出道至今24年，创作了多首炙手可热的歌曲，无论是给自己的，还是为别的歌手。
“一直以来都有人希望我出翻唱专辑，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想要。想说，除非我真的哪一天写不出歌，我才会做这件事情。但在做完上一张《被动的观众》后，我一直不断的接收到，希望听到我翻唱这件事情，我又有点被说服。”
而真正让她“动起来”的关键人物，就是戴文光，“我爸，他也提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好，就做吧’。”对她来说，音乐更像是服务业，为大众提供娱乐服务，提供情感价值。
改以服务的心态歌唱，她坦言近几年轻松许多，“在做音乐上，我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但服务业，客户最重要嘛。如果大家听了能够开心，我爸爸很开心。满足了长辈，也满足一直在敲碗的朋友，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变是唯一不变的事，我现在做翻唱专辑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生而为戴佩妮能够做音乐，用音乐让大家开心、快乐、掉眼泪。”不再hard sell自己，她离开了唱片体系，戴佩妮说自己继续“蠢蠢的做音乐”。
于她，这份职业的意义，便是创作的音乐能和听众产生共鸣。
自认是个执拗的人，说出口的话，所想的事不容易改变。
“只不过，这件事因为有更的大意义盖过我的执拗，所以我决定放弃我的执拗。再加上我也很开心，所以不觉得做这件事违背我的本意。”
学会顺着走出生命
曾经，她花很多时间回首过去和未来，如今却更相信“顺着走”的人生。对于生命发生的所有，她坦言不会过于抗拒，“顺着走不是说随波逐流，而是事情该怎么发展的时候，它就怎么发展。”
像是专辑之所以命名《双生火焰》，便是她偶然接触到，描述关系的术语“双生火焰”而命名。
“我在翻唱这些歌曲时，感受到和作品的一致，就像是双生火焰的最后一个阶段中的‘合一’状态。 现在反而没多想，很多事情就这样自然地走到今天。当然，也可能是此时此刻很多东西都记不住，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嘛，未来我也不会去想太多。”
她认为把握当下的瞬间，最重要。
“以前，我大部分时间开着车，望着后镜开车。特别在创作上，都在用过去的东西创作，甚至揣想未来在创作。但当下的那个moment，我很少真正用心体会。我当然会观察，但观察的东西就只是观察，我不会有太多的体会或感受。”
现在的她，在学会更着重当下的情感后，随之而来的情感更强烈，“比如说吃一个很辣的面，我以前觉得好辣，但现在就觉得超级无敌辣。我觉得此刻的感受太重要，我不想过了明天、大后天、一个月后再去回想。”
由此，她学会更专注在自己身上。
人生最好的状态：专注自己
从前，戴佩妮认为的专注，离不开“专心吃饭”“专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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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看父母醉心阅读，她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很甜，于是也跟着钻进方块字的世界，从此再也离不开。
新华作家尤今（75岁）共在马新中港台等地出版逾200本书籍；她写散文和小品，也写小说和游记，认真看待自己与文字的关系。
“我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绝对不种罂粟。”写作不只为了开花，开什么花很重要，花怎么开也很重要。“取材于现实的作品，才是泥土滋养出来的鲜花，带有阳光的香气，跟塑料花截然不同。”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她并非不曾用文字捏出塑料花。
中四那年，尤今写出人生首篇小说〈凄风苦雨〉，投稿报章。刊登后，原以为父亲会给予赞赏，未想他却严肃训话，“父亲说，这是一篇全然失败的作品；他说得毫不留情，让我吓了一跳，很不开心。”
那篇小说写渔夫出海捕鱼，与大海艰险搏斗，渔夫妻子在家照顾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父亲读了，诘问16岁的尤今：你有认识渔夫朋友吗？你有去渔夫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实况吗？你在下笔之前有去收集相关的资料吗？尤今一遍遍摇头，“都没有，全凭想像。”
更小的时候，尤今曾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小坡的生日》阅读。作家老舍是中国人，书里却把马来孩子和印度孩子写得栩栩如生，“父亲问我为什么，我天真无邪回答，他靠想像力写的啊。爸爸说，不是的，”老舍曾在1929年旅居新加坡5个月，任教于华侨中学，“他观察，他体验，他生活，他收集资料，所以才能把印度人马来人写得活灵活现。”
真实，是创作的起点——这是父亲教会她的事。
“这句话我记了一生。闭门造车的书写，犹如塑料花，冰冷、虚假，没有生命力。”往后尤今从未停止写作，出版书籍无数，碰触的文体各异，“没有一部不是取材于现实。”
就像1995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瑰丽的漩涡》，主题围绕嗜毒与早恋课题，尤今没有闭门造车，而是亲身走入戒毒所，与吸毒者促膝长谈，“收集很多资料，我才敢动笔去写，将受访者的真实经验转化成小说的骨和肉。”
父亲还说过很多话，都让尤今铭记一生。
父亲的“自重”课
从小生于怡保，尤今4岁那年，父亲停止采矿，创办《迅报》，家里充斥各类书籍，母亲也在报章连载小说，“用比较形象的形容就是，家里每寸空气都有书香。”不写小说不排版的时候，父母总在看书，“脸上很沉醉的样子，我感觉，文字的味道应该是很甜的吧！”小小年纪的她也乐于捧起书来。两年后报社倒闭，她手里的书并没有就此放下来。
再长大一些，父亲带着全家人迁居新加坡。初时身在陌生境域，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在尤今眼里都成了鱼，嘴巴一张一合，吐出来的全是气泡。“怡保人多讲广东话，新加坡人则讲福建话，我一句话也听不懂。”有天发牢骚，尤今脱口而出：真希望自己也是福建人啊；向来慈和的父亲随即变了样，“眼神很凌厉，平时柔和的光芒没有了。他用严峻的口气说：如果你要听懂福建话，你可以去学，但你必须记得，你永永远远都是广东人，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8岁那一年，在大街上，父亲给她上了这堂名为“自重”的课。自重是不轻蔑自己的身分，自重也是要在心里安装自我监测器，把自己管好。
“自我监测器的另一个名词，叫做良知与良心。”后来成为教师、成为作家，更要懂得时刻监督自己。“我对读者负责，只在文字里种植向日葵，不种罂粟。”
什么文字是她口中的罂粟？
这要追溯到小学时期，学校附近有连环图出租摊子，很多同学租借来看，内容尽是色情暴力。这让尤今感觉不妥，从此立志只写有益身心的读物。当时11岁，她投稿的文章首次见报，题目为〈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抒发她的创作信念。往后虽然没有真的成为童话家，却也从未丢失行文里的某种明朗清澈。
将记者生涯磨出的能力用在写作上
她坚持在文字的土壤栽种向日葵，养分从生活汲取而来。
以记者身分跟尤今碰面，短暂寒暄后，曾在《南洋商报》任职7年的她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做过3份工作，最怀念的还是当记者。没有一项工作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汲取不同的思想养分。”
问及难忘的采访经验，尤今想起三轮车夫围困报馆的那个傍晚。
“当时，新加坡很多三轮车夫，有的会在牛车水一带载人买菜，五毛一块这样赚；有的则专门在旅馆门口等游客，我听说他们收入很高。”为了探个究竟，尤今伪装游客乘搭装饰华美的三轮车。“我说要游新加坡，怎么算？哇真的很贵，70年代，我的薪水才700元，他游一趟半小时要30元。”短短半小时，尤今抓紧时间跟车夫谈天，拿到很多资料。
下车后，等不及赶回报馆，她先是冲到对街咖啡馆，趁记忆犹新将对话记录下来。报道刊出后，引起很大回响，“我记得很清楚，当天下午5点，报馆外面人声沸腾，一群三轮车夫气势汹汹指明要见我，”收入明晃晃被摊开，税务可就麻烦了，“他们认为我在破坏他们的生计。”喧闹落幕后，她感慨，“当记者，最重要是能够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现象，即使事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不能因此退缩。”
记者这份职业，在她看来犹如磨刀石，磨锐一个人的思维、笔锋和眼力，“可以深入观察人性，日后对我塑造小说人物大有帮助。”
真实是一贯作风
7年后，她成了母亲，人生来到十字路口，“孩子只有一个童年，错失了我会很遗憾，”于是毅然辞掉工作时间不稳定的采访职业。这时，她忆起过去在图书馆任职管理员时，曾为一群资深教师讲课，教导他们如何为学校图书馆的书籍编排目录。“课程结束后，一名教师特地向我致谢，说我的讲解生动清晰，给我很大的鼓励。教学，是美好的分享，我很喜欢，所以后来想要改行时，我便选择教书。”
尤今执教鞭的岁月长达29年。这些年在课堂上教授华文，她有自己的心得。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爱上华文，而不是为了考到A。”尤今希望自己的课堂充满笑声，因为在她眼里，语文课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科目，“它是让你去爱的。学习其他科目，它们会化为学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是流在血液里的，它是让你去爱，给你享受的，而文字懂得知恩图报，你平日善待它，当你要用它时，它便会跳出来，帮助你、报答你。”
2025年3月，尤今携着3本新书《播种未来》《爱的密码》《加减人生》亮相第19届海外华文书市，新书主题分别触及亲子教育、家庭幸福与处世之道，全是最近两三年在中国报章书写专栏文章的结集。当老师，她不爱在课堂上说教；当作家，她也不愿在纸页里摆出道学的面孔。
“我不爱谈生硬的理论，而是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向读者分享我的得意与失意，以及我对人生的种种思索、感悟和理念。希望通过一则则曾经感动我、启示我的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探讨在亲子教育、家庭关系和待人处世方面碰到的种种问题，绵里藏针，用蜜糖包裹黄莲，这是我一贯的写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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