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江新村志／01】列车驶过，戏台闭幕，增江新村消失的风景线

其实早在2015年已有风声，可没人觉得变动会来得那么快，于是心照不宣如常度日。

直到隔年2月杪，黄沅利如厕时，才瞥见饭店厕所门上贴有土地局通知书。通知来得轻飘飘，静悄悄，没有正式谈话和商讨。后来议员介入斡旋。后来街坊上报发声。后来，受影响的业者终于接到官方号召，齐齐到增江福泽堂开会。

会议上，一方是捷运公司和政府单位代表，阐述捷运工程细节与赔偿事宜；另一方则有庙宇负责人、食肆老板、榴梿档主、家私店业者等等，都是在同一条街上生活了数十载的人。

不过，“开会也是没有用。”黄沅利说。

黄沅利的竹园饭店开在庙宇戏台下方，戏台搭建在增江三间庙与甲洞大街之间的空草坪上，属政府地段。这意味着，没有回旋余地，也没有索偿的权利。“平时你用，没人会动你；当政府要收回，没得反抗的”，增江凤山寺副总务林金印解释。

会议结束，最后通牒落在2016年10月5日。

一个月后，挖土机按时来到，先把戏台前方的榴梿档口推倒。载母亲就医后返家的林金印见状，立即上前帮手档主搬挪货物。“第一轮土地局来，给你通知，第二轮就没得讲了，直接剪电线、拉棚，拆掉了。”虽说没得讲，但大家都在吵，据理力争到最后。

很快地，挖土机再往戏台开去，真的险些碾过一个人。

年事已高，无力东山再起

竹园饭店虽已提早一周结业，但未及清空店面。黄沅利回想，“东西还没搬走，他们一来就下手，我儿子还在里面睡觉”，无人知晓。所幸，人睡在一侧，挖土机撞向另一侧，才没发生致命意外。“从前面看不到，他们派人绕过戏台走来后面，看到真的有人在睡觉，就停住了。”

人们趁机作闹，原已混乱的场面变得更混乱，拆迁的日子不得已推迟。黄沅利也趁势申讨，“我跟他们讲，我们没有屋子，只能在饭店睡觉，时间那么短，要找地方也是不容易。”这番诉求成功为他换来一间人民组屋，“租的。”住到现在。

至于饭店生意，年事已高的他没想东山再起，店里的桌椅和器材也已低价易手。倒是他的儿子曾在增江警局附近的店屋开档，不料冠病疫情再次碾过来，经营短短9个月复又收档。

“再做下去也是没意思，这么大年纪，可以做到什么？以前执业的时候，下午4点开工，做到半夜1点收工，两点再去批发巴刹买菜，三四点才回来，睡到隔天中午出门，别人的午餐是我们的早餐，休息没多久又要开工。”整整36年，黄沅利的生活如此循环往复。“时间压力很重，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所以最后我也不想做了。”

新村像迷宫，无人带路会迷路

摆脱餐饮人生，黄沅利如今担任增江福泽堂总务，时常为了庙宇会务奔波。

福泽堂隔壁有南阳宫，南阳宫隔壁有凤山寺；三间庙宇紧挨着彼此，坐落在甲洞路（Jalan Kepong）拐入增江柏迈路（Jalan Jinjang Permai）的路口，当地人将它们统称“三间庙”，是增江重要地标。

“以前增江没有花园，没有街名，每条路都大同小异，要找人也不容易，你在里面转来转去好像走不出来。”因此，黄沅利说，每当有朋自远方来，“我们会让他们在三间庙前面那棵树下等。以前戏台前面有几棵大树，天气热也不怕，很凉爽，比冷气好。”这几棵大树，正好在访谈前一周砍掉了。“先约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出来带路。”

旧时的增江，路很乱，江湖也乱。私会党很多，连德士司机也避而远之。

“70年代，很多人不敢进来增江，德士也不敢载，顶多停在（三间庙）前面这个路口给你下车，车费不收也不重要，最重要别叫我载你进去……”

02︱喧闹宝诞，欢腾大戏，此景不再

走过动荡时代的人，拆迁这种事，也不是头一回遭遇了。

黄沅利是道地人，“有增江就有我”的那种增江人——1949年生于士拉央，在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以后，两岁随父母迁入增江新村，住在今日增江南区一带。长大后听父母忆述往事，“当年的屋子，好像只是起了4根柱头，其他（墙壁）需要自己围起来。什么都没有。没有法子，那时候全部人都是这样的。”

没过多久，新村迎来第二批来自泗岩末、蕉赖等地的居民入住。

“南区大概有九百多户，不到1000户，其他就过去北区。”今天的增江新村，由一条甲洞路横亘在中间，分野南北两区。“北区一直有人进来，最尾的门牌号超过6200”，凝聚成全马最大华人新村，占地1000英亩。

贫瘠的成长光景，没有太多娱乐消遣。有时结伴到南区九皇爷庙后方的锡矿湖嬉戏，“小孩子全部会去那边玩水”；有时则到一位老人家经营的菜园捡些菜头菜尾，“以前经济没那么好，他们种的蔬菜，有些长豆不漂亮，有些黄瓜比较老，菜档不收，我们就拿回家吃。”

随村民迁入新村的，还有原先坐落在泗岩末南区胶园的福泽堂，以及前身位于鹅唛县光前村的凤山寺。福泽堂供奉观音菩萨、关圣帝君、清水祖师和法主圣君，一年至少有4个宝诞；凤山寺主要供奉光泽尊王，千秋宝诞落在每年二月和八月。

有宝诞，就有酬神大戏开唱。

台上台下，增江人的集体记忆

1950年代，福泽堂、凤山寺与南阳宫的负责人共同集资，在庙宇前方的草坪上盖建一座大戏台。三间庙轮番举办宝诞，数算下来，戏台每年得要上演至少十回大戏，是当年村民难得的余兴节目。

具体年份记不清了，现年55岁的林金印只晓得，戏台最辉煌的岁月，正是港星张国荣最红的时代。“所有人都穿大大件的喇叭裤。”小小年纪的他坐在前排回头望，可以看见草坪上满满都是人头在攒动。“那时还有很多人看戏，大小年纪都去看。没有娱乐嘛，庙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娱乐。”

庙是自家的，戏台也是自家的，林金印有他专属的看戏姿态和位置。

“这块地我公公建的，我算是地头虫嘛，人家在下面看，我们爬去楼上（舞台），乐手在打鼓，我和哥哥姐姐直接蹲住旁边看。喜欢的话，会看到完才回家。”戏台上铿铿锵锵，戏台旁则有小贩手推三轮车前来卖面，也卖蔗水和kacang putih（鹰嘴豆），“我记得一碗面一角半而已，最贵起到3角钱。”

戏班离开，林金印和哥哥会跑到草坪上“寻宝”，偶尔捡到长长的荷兰牌，“图案有车有马，没看过，不知道他们怎么赌的”，更开心是捡到空酒瓶，再拎到同一条街上的酱油厂回收，换取零钱。

没做大戏时，草坪一样热闹，傍晚五六点会有小孩踢球、放风筝、斗蜘蛛。“以前草场很大，马路很小，一条来一条去，后来改成两条两条。”今天甲洞路的增江地段，来往两个方向各已扩建成3个行道；一边衔接甲洞，另一边尽头的交通圈可以通往怡保路、士拉央和吉隆坡市中心。“草场越来越小。以前我们踢球，常常踢过头，有时会踢进戏台里面，我就爬上去捡球……”

戏台真的很大，大到足以让戏班休息、唱戏，后来还能同时吞纳一整间海鲜饭店的油烟和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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