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江新村志／01】列車駛過，戲臺閉幕，增江新村消失的風景線

其實早在2015年已有風聲，可沒人覺得變動會來得那麼快，於是心照不宣如常度日。

直到隔年2月杪，黃沅利如廁時，才瞥見飯店廁所門上貼有土地局通知書。通知來得輕飄飄，靜悄悄，沒有正式談話和商討。後來議員介入斡旋。後來街坊上報發聲。後來，受影響的業者終於接到官方號召，齊齊到增江福澤堂開會。

會議上，一方是捷運公司和政府單位代表，闡述捷運工程細節與賠償事宜；另一方則有廟宇負責人、食肆老闆、榴槤檔主、傢俬店業者等等，都是在同一條街上生活了數十載的人。

不過，“開會也是沒有用。”黃沅利說。

黃沅利的竹園飯店開在廟宇戲臺下方，戲臺搭建在增江三間廟與甲洞大街之間的空草坪上，屬政府地段。這意味著，沒有迴旋餘地，也沒有索償的權利。“平時你用，沒人會動你；當政府要收回，沒得反抗的”，增江鳳山寺副總務林金印解釋。

會議結束，最後通牒落在2016年10月5日。

一個月後，挖土機按時來到，先把戲臺前方的榴槤檔口推倒。載母親就醫後返家的林金印見狀，立即上前幫手檔主搬挪貨物。“第一輪土地局來，給你通知，第二輪就沒得講了，直接剪電線、拉棚，拆掉了。”雖說沒得講，但大家都在吵，據理力爭到最後。

很快地，挖土機再往戲臺開去，真的險些碾過一個人。

年事已高，無力東山再起

竹園飯店雖已提早一週結業，但未及清空店面。黃沅利回想，“東西還沒搬走，他們一來就下手，我兒子還在裡面睡覺”，無人知曉。所幸，人睡在一側，挖土機撞向另一側，才沒發生致命意外。“從前面看不到，他們派人繞過戲臺走來後面，看到真的有人在睡覺，就停住了。”

人們趁機作鬧，原已混亂的場面變得更混亂，拆遷的日子不得已推遲。黃沅利也趁勢申討，“我跟他們講，我們沒有屋子，只能在飯店睡覺，時間那麼短，要找地方也是不容易。”這番訴求成功為他換來一間人民組屋，“租的。”住到現在。

至於飯店生意，年事已高的他沒想東山再起，店裡的桌椅和器材也已低價易手。倒是他的兒子曾在增江警局附近的店屋開檔，不料冠病疫情再次碾過來，經營短短9個月復又收檔。

“再做下去也是沒意思，這麼大年紀，可以做到什麼？以前執業的時候，下午4點開工，做到半夜1點收工，兩點再去批發巴剎買菜，三四點才回來，睡到隔天中午出門，別人的午餐是我們的早餐，休息沒多久又要開工。”整整36年，黃沅利的生活如此循環往復。“時間壓力很重，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做，所以最後我也不想做了。”

新村像迷宮，無人帶路會迷路

擺脫餐飲人生，黃沅利如今擔任增江福澤堂總務，時常為了廟宇會務奔波。

福澤堂隔壁有南陽宮，南陽宮隔壁有鳳山寺；三間廟宇緊挨著彼此，坐落在甲洞路（Jalan Kepong）拐入增江柏邁路（Jalan Jinjang Permai）的路口，當地人將它們統稱“三間廟”，是增江重要地標。

“以前增江沒有花園，沒有街名，每條路都大同小異，要找人也不容易，你在裡面轉來轉去好像走不出來。”因此，黃沅利說，每當有朋自遠方來，“我們會讓他們在三間廟前面那棵樹下等。以前戲臺前面有幾棵大樹，天氣熱也不怕，很涼爽，比冷氣好。”這幾棵大樹，正好在訪談前一週砍掉了。“先約在這個地方，我們再出來帶路。”

舊時的增江，路很亂，江湖也亂。私會黨很多，連德士司機也避而遠之。

“70年代，很多人不敢進來增江，德士也不敢載，頂多停在（三間廟）前面這個路口給你下車，車費不收也不重要，最重要別叫我載你進去……”

02︱喧鬧寶誕，歡騰大戲，此景不再

走過動盪時代的人，拆遷這種事，也不是頭一回遭遇了。

黃沅利是道地人，“有增江就有我”的那種增江人——1949年生於士拉央，在英殖民政府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以後，兩歲隨父母遷入增江新村，住在今日增江南區一帶。長大後聽父母憶述往事，“當年的屋子，好像只是起了4根柱頭，其他（牆壁）需要自己圍起來。什麼都沒有。沒有法子，那時候全部人都是這樣的。”

沒過多久，新村迎來第二批來自泗巖末、蕉賴等地的居民入住。

“南區大概有九百多戶，不到1000戶，其他就過去北區。”今天的增江新村，由一條甲洞路橫亙在中間，分野南北兩區。“北區一直有人進來，最尾的門牌號超過6200”，凝聚成全馬最大華人新村，佔地1000英畝。

貧瘠的成長光景，沒有太多娛樂消遣。有時結伴到南區九皇爺廟後方的錫礦湖嬉戲，“小孩子全部會去那邊玩水”；有時則到一位老人家經營的菜園撿些菜頭菜尾，“以前經濟沒那麼好，他們種的蔬菜，有些長豆不漂亮，有些黃瓜比較老，菜檔不收，我們就拿回家吃。”

隨村民遷入新村的，還有原先坐落在泗巖末南區膠園的福澤堂，以及前身位於鵝嘜縣光前村的鳳山寺。福澤堂供奉觀音菩薩、關聖帝君、清水祖師和法主聖君，一年至少有4個寶誕；鳳山寺主要供奉光澤尊王，千秋寶誕落在每年二月和八月。

有寶誕，就有酬神大戲開唱。

臺上臺下，增江人的集體記憶

1950年代，福澤堂、鳳山寺與南陽宮的負責人共同集資，在廟宇前方的草坪上蓋建一座大戲臺。三間廟輪番舉辦寶誕，數算下來，戲臺每年得要上演至少十回大戲，是當年村民難得的餘興節目。

具體年份記不清了，現年55歲的林金印只曉得，戲臺最輝煌的歲月，正是港星張國榮最紅的時代。“所有人都穿大大件的喇叭褲。”小小年紀的他坐在前排回頭望，可以看見草坪上滿滿都是人頭在攢動。“那時還有很多人看戲，大小年紀都去看。沒有娛樂嘛，廟的活動就是我們的娛樂。”

廟是自家的，戲臺也是自家的，林金印有他專屬的看戲姿態和位置。

“這塊地我公公建的，我算是地頭蟲嘛，人家在下面看，我們爬去樓上（舞臺），樂手在打鼓，我和哥哥姐姐直接蹲住旁邊看。喜歡的話，會看到完才回家。”戲臺上鏗鏗鏘鏘，戲臺旁則有小販手推三輪車前來賣面，也賣蔗水和kacang putih（鷹嘴豆），“我記得一碗麵一角半而已，最貴起到3角錢。”

戲班離開，林金印和哥哥會跑到草坪上“尋寶”，偶爾撿到長長的荷蘭牌，“圖案有車有馬，沒看過，不知道他們怎麼賭的”，更開心是撿到空酒瓶，再拎到同一條街上的醬油廠回收，換取零錢。

沒做大戲時，草坪一樣熱鬧，傍晚五六點會有小孩踢球、放風箏、鬥蜘蛛。“以前草場很大，馬路很小，一條來一條去，後來改成兩條兩條。”今天甲洞路的增江地段，來往兩個方向各已擴建成3個行道；一邊銜接甲洞，另一邊盡頭的交通圈可以通往怡保路、士拉央和吉隆坡市中心。“草場越來越小。以前我們踢球，常常踢過頭，有時會踢進戲臺裡面，我就爬上去撿球……”

戲臺真的很大，大到足以讓戲班休息、唱戲，後來還能同時吞納一整間海鮮飯店的油煙和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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