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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9:39am 13/1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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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达因逝世

前财长敦达因惊传逝世 享寿86岁

(吉隆坡13日讯)财政部前部长今早,享寿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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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达因曾在敦马哈迪出任首相时,二度出任

达因的律师拿督古迪尔星受询时,证实达因是在一家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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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迪尔星说,达因是在两周前入院。达因曾在1984至1991年担任财政部长,并于1999至2001年二度出任一职。

他在1月29日,因未能申报其资产而在地庭被控,其中涉及一个银行户头、7辆豪华车、38家公司,以及25项房地产。

他被指抵触2009年大马委员会法令第36(2)条文,罪成者最高可被判监禁5年和罚款1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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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5:01pm 22/02/2025
医保费涨不停(五)| 调查:医保费涨负担重 逾半成功索赔 也想断保
投保人收到医保保费上涨的通知时感到十分彷徨。

即使曾经索赔成功,医药保险的确减轻了医疗重担,然而这些成功索赔的人士当中,有超过一半想要放弃医药保险,大多数成功获赔的受访者感受到医药保费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

《星洲日报》针对医药保费上涨问展开卷调查,有425人在过去接受治疗成功获赔,然而有57.6%或245人计划断保。

尽管医药保费上涨对经济压力的影响因人而异,但整体民调结果显示,保费涨幅越大,投保者感受到的经济压力越高。

这份由《星洲日报》进行的问卷调查共收集996份回应,其中93.3%(929人)受访者有投保医疗保险,其余6.7%(67人)则没有医疗保险。

47.1%受访者年龄为31至50岁、42.7%为51至65岁、7.8%为65岁或以上,2.3%为18至30岁。

94%近3年保费上涨

民调结果显示,在拥有医疗保险的受访者中,93.7%表示其保费在过去3年都上涨了。其中,保费涨幅超过70%的113名受访者中,87人(77%)表示“压力非常大”。

类似趋势也出现在保费涨幅介于51至70%的群体,其中62人(79.5%)同样感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压力。

只有26人认为保费上涨未对本身或家庭经济状况造成压力,有12人近3年的保费涨幅少于10%,8人面对11%至30%的涨幅,2人的保单涨幅在31%至50%之间,有4人即使保费涨了超过70%,他们表示未感受到经济压力。

247人表示保费上涨对自己或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非常大的压力,164人认为尽管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但尚能应付,只有9人认为没有受影响。

另外,16名曾向保险公司索赔被拒的受访者中,14人计划断保。

14人因保费涨已断保

在没有医药保险的受访者中,有14人表示已断保,多数原因是保费上涨。

一名家庭月入低于3000令吉的退休人士透露,因保费高涨,去年不得不选择断保。

另一名家庭月入5000至1万令吉的退休人士也表示,随着医药保险逐年调涨,在2022年突破4000令吉后,他决定断保。

“后来几年保费每年调涨几十巴仙,在2022年直接从2000多起到超过4000令吉,只能放弃了。”

创业家:每月340 8年后涨至650

已经断保的创业人士说,他自2016年每月付340令吉,2024年被告知要涨到每月650令吉,若不同意涨价,8年后将被强制断保。

“我考虑后决定断保,年龄越大赚钱能力越低,把现金留在身边最实际。”

他考虑个人健康状况后做此决定,并感叹:“感觉自己是没有被保护的人民,只能自己顾自己”。

另一名年龄介于51至65岁的自由业者说,年轻时购买医疗保险,投保超过30年后,保费却在短短3年内暴涨3倍,被逼选择断保。

另外,小部分受访者因健康因素未能投保。其中一名上班族认为医疗保险的投保条件过于苛刻,他本身约20年前患疾虽已痊愈,最新医药检查显示相关病症和指标恢复正常,但保险公司仍拒绝承保。

逾90%盼加强监管私院收费

超过90%的受访者希望有关当局加强监管私人医院收费,以应对医药保费上涨的问题;80.1%支持加强监管保险公司定价。

54.4%拥有医药保险的受访者不认同国家银行去年12月20日宣布的应对医疗与健康保险及伊斯兰保险的临时措施。

对低保费替代计划意见两极

至于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保费替代计划是否能有效减轻投保人的经济压力,受访者意见分歧。

部分受访者认为这只是短期缓解及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最终还是难逃保费上涨。

不少人担忧,低保费是否意味会减少保障和降低可索赔金额,最终无法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

认同低保费替代计划的人士认为,至少能以较低成本维持受保,不至于完全失去保障。

一名自称是保险业务员的受访者坦言,低保费替代计划有助于暂缓投保人的经济压力,但过了2026年,保费依旧会涨价。

建议提供无索偿折扣制

数名受访者建议保险公司提供类似汽车保险的无索偿折扣(NCD)制度。

一名自由业者表示,有关当局应遏制医疗遭滥用,如提高保险透明度,使病人有权查看入院前登记表格,防止医生虚构病情,保险公司也应加强审核,杜绝无故批准不必要的检查和手术。

“监管医疗机构,建立黑名单制度,处罚滥用保险资源的医生与医院。”

保费飙升与冠病息息相关

根据本报了解,保费近年来节节上升与2020年冠病疫情息息相关,一来索赔案例猛增,二来即使进入后疫情时代出现后遗症,再加上疾病“年轻化”,索赔率高居不下,加上马来西亚的医疗通胀率成为世界“数一数二”,成为保险业大幅度调整保费的理由。

财政部分别于11月11日和12月10日召开闭门简报会,国家银行在会议上提呈的报告指出,保费起价的根本原因在于医疗成本上升。马来西亚的医疗通胀率预料在2025年达到15%,远远超过全球医疗通胀率的10%!

精算师:定价基于平均值
索赔率 理赔额 影响保费

资深保险精算师罗根卡尼山分析医药险定价时指出,有2个因素是保险公司制定保费的原则和依据,即索赔率和理赔金额;不论是其中一个因素或2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保险公司就会提高保费。

索赔率就是保险的利用率,即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投保人占多少比例;理赔金额指的是每次索赔的平均金额。

“保险公司初始定价时会以历史为根据,如果实际索赔率和理赔金额比保险公司定价时的历史数据更高,整个保险组就可能出现亏损。”

若会亏损就涨保费

当保险公司发现某一保险组出现亏损,或按照趋势即将发生亏损时,保险公司就会提高保费。

他也强调,保险定价是根据各类型保险组的平均值,当平均索赔率上升时,意味着整体上需要保险理赔的人数比预期更多,同样地,当平均理赔金额高于预期时,意味着平均医疗费用比预期更高。

“平均索赔率上升,比方说,原本保险公司预估有7%人会索赔,但实际比例却达到10%。

“医药费导致保险索赔增加的例子是:原本保险公司定价时预计平均住院费用为8000令吉,但实际住院费达到1万令吉,就会导致平均理赔金额较高。”

罗根卡尼山说,一般上保险公司会通过保费折扣或健康奖励计划等,为从未索赔并维持健康的投保人提供奖励,但并非所有保险公司都采用。

医疗体系运行失衡

他指出,保险只是医疗生态系统的一种融资方式,但目前看来,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出了问题,包括医疗成本上升、私人医疗体系缺乏初级医疗(政府或私人诊所)和二级医疗(专科医生诊治),以及大众缺乏健康管理意识,导致慢性疾病与医疗需求增加。

“保险公司主要覆盖的是三级医疗(专科手术及高端医疗服务),而整个医疗体系的其他环节仍需优化。”

需各方配合推动改革

“在医药险保费课题上,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我们必须开始采取行动,根据自身能力,尽己所能推动改革。”

罗根卡尼山指出,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许多相关方,包括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方等,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或归咎政府和监管机构,但他认为,与其纠结对错,不如从自身做起。

“政府和监管机构在改革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需要时间,可能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会推动符合自身的解决方案。”

“我们作为私人企业、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甚至是人民,也应该发挥自身的作用。”

他建议,所有涉及方面可以从各自的小范围内推动医疗生态系统的转变。

“这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商业问题,即使是小规模的改进,也可能同时为社会和商业带来积极影响。”

塔拉妮:冲击医疗体系私院险企
断保潮加剧将恶性循环

医药险保费飙涨掀起的断保潮成了医疗体系的一颗“定时炸弹”。

马大医学院副教授塔拉妮指出,一旦保客断保的比例持续增加,不仅会加重政府医院的负担,私人医疗体系和保险公司也难以独善其身。

塔拉妮说,政府医院或诊所的专业医护人士流向私人医疗体系,形成需求增加,人才却减少的窘境。(林明辉摄)

马来亚大学举办“医药费增加:为谁提供医疗服务?私人医院医药费上涨对国家医疗体系的影响”论坛,剖析当前的棘手问题。

塔拉妮在会上表示,由于越来越多民众无法负担私人医疗费用而转向政府医院,导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等待时间延长,医疗资源紧张,可能拖延重疾的治疗时期,也会导致政府医院医护人士流向私人界。

业者担心保险飙涨会牵累到医药体系面对沉重负担、医药人员外流。

她言,保险公司在客户群缩小时被逼提高保费,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阿兹鲁:医院70%收费无管制

盖伦卫生与社会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员阿兹鲁指出,医药账单只有30%是医生专家的费用,剩余70%收费未受到管制。

阿兹鲁说,医药费账单中只有30%是医生专家的费用,而剩余的70%的收费,并未被任何部门、机构所管制。(林明辉摄)

“甚至患者使用钢制器皿都可以收费,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事情。”

他坦言,马来西亚需要一个能够惠及大部分人民的国家健康保险,构建永续的社会保险系统;第二个建议是需要新的监管机构监控医疗通胀。

私院成本飙升

哥打白沙罗康盛医院(Thomson Hospital)前首席执行员纳迪亚则表示,由于资产的折旧和摊销非常高,私人医院的净利已从40%下降到11%。

纳迪亚表示,由于资本支出的折旧和摊销非常高,私人医院的净利润已经从40%下降到11%。(林明辉摄)

她说,私人医疗保健不允许聘外国医生,但在质量上又不能妥协,这些都由运营商承担。

她指私人医院营运商面对3大挑战:

●供应成本激增:疫情后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链不稳定,加上令吉疲软,采购成本大幅上涨;

●工资成本飙升:医护人员大量外流,私人医院被逼提高薪资,占医院运营费30至36%。

●医疗科技费用高昂:先进医疗仪器和药品持续升级,私人医院要承担更高的支出。

不论是医疗或药物都涨价,而且涨幅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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