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達因一生,他的成就與爭議或許“五五開”。作為財政政策的制定者,他推動大馬經濟現代化,對提升國力起到重要作用;但作為商人,他的商業利益與政治角色衝突,很難不讓人對他決策的公正性產生懷疑。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他協助大馬渡過難關。總而言之,他將成為後人會探討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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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媒体传来前财政部长敦达因去世的消息,这位前首相敦马哈迪最信任的政治盟友,至此,一生功过应该可以盖棺论定。
1982年,达因在敦马指示下参与吉打州瓜拉慕达国会议席竞选;两年后受委出任财政部长,直到1991年卸任,这是他第一次与敦马配合。
1998年金融危机,达因临危受命出任财长,直到2001年辞职,这段期间他协助大马渡过经济难关。
2018年,敦马再度入主布城,当时已经80高龄的达因,受委出任精英顾问团主席。老骥伏枥最精彩的一役,是把东海岸鐡道工程报价砍掉了215亿令吉。
达因是商界的成功人士,可以说是政商通吃。他的一生在大马经济与政治史上留下的印记不可忽略;作为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改革推动者,他的政策影响了几代大马人。
也正因为财政部长的政治角色很难与商业利益划清界线,使他的成就存在争议。今年初,他因拒绝申报资产,蓄意向官员提供不符合通知书条款的宣誓书面声明,而抵触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36(2)条文。在此条文下,一旦罪成,将被判处监禁最高5年以及罚款不超过10万令吉的刑罚。
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
排除纠缠不清,官商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达因算得上是大马史上最杰出的财政官员。20世纪80年代出任财政部长之后,他致力经济现代化,以及推动产业结构从农业转型为工业化。
他主张开放经济,积极吸引外资和促进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在新经济政策(NEP)下,他致力消除贫困、缩小族群的贫富差距,为马来社群创造经济与就业机会,他因此获得广泛支持。
在达因主导下,大马积极展开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吸引包括电子、半导体等跨国企业的投资,使得国家经济体系日益多元化。
不过,1985-87年大马经济因美、日、英、德、法签署《广场协议》,日币大幅升值导致令吉急贬,进而引爆公共债务危机。那一年,我国经济自独立以来第一次陷入衰退,负增长1%。
1998年的第二次经济危机,达因再一次临危受命。所以说达因促成大马GDP增长率提升,不如说他两次化解严重金融危机的同时,还对大马引进外资、经济现代化的转型,以及提升产业在全球市场竞争力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国家建设投资与个人利益的争议
达因是富有经验的企业家,不只是单纯的公仆。但多重身份使得他的政治生涯备受争议。他涉足的产业领域很广、商业投资难以计数,这使得民众质疑他在政商之间的双重角色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因此打造了他的商业帝国?
达因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对政府的重大投资确有参与。他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的财政政策与投资策略中扮演关键角色,推动多项大型经济和基础设施,包括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国家发展经济公司(PERNAS,涉及房地产和建筑领域投资)、金融和贸易政策改革(电子、石油、和汽车等行业的重大投资)。
达因的投资政策带动大马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可能涉及政商之间的利益输送。毕竟他的私人企业确实参与政府的投资项目。
达因拥有的企业在的政治生涯中曾深度参与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他的影响力使得这些公司在大型国家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这些企业的政商关系成为争议焦点。
达因留下的褒贬与历史定位
达因在大马政治舞台上有一段值得探讨的篇章。他与敦马的合作和分歧,塑造了大马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政经局势。他是敦马的重要盟友,还扮演了政策顾问的角色;对内政、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在一些重大政策上,他也与敦马存在分歧,体现了独立的政治判断。
回顾达因的一生,他的成就与争议或许“五五开”。作为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他推动了大马经济现代化,对提升国家经济实力起到重要作用;但作为商人,他的商业利益与政策角色冲突,很难不让人对他决策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反映了他对经济管理的精准判断,尽管存在争议,但他确实协助大马渡过难关。
总结来看,达因在大马发展史上是一位充满争议而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成就与争议并存,正如他一生在商业和政治上双重身份一样复杂。达因去世为他的一生画下句点,但他在我国经济与政治上的影响,将持续影响数代人,成为后人必将探讨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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