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浩｜​重塑Chingay

在槟城，“Chingay”同样起源于19世纪，最初也是作为当地华人庙宇的游神巡境活动，也同样拥有“妆艺”、“抬阁”的元素，但在步入20世纪后开始融入更多华人与非华人文化元素，最终被定格为“大旗鼓”游行，其中的代表演出也不再是流动展台上的扮仙孩童，而是那一支支32至40英尺长竹竿，竿顶悬挂25英尺宽大旗，表演者以精湛的技巧将旗帜抛起，平衡在下颚、额头、肩膀或颈后的高杆抛旗表演，以及诸如马来武术、印度舞蹈、花车游行、独轮车表演、舞龙舞狮等，彰显槟城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色及底蕴。

相较之下，历史至少可上溯至19世纪下半叶的新山柔佛古庙众神出游，至今仍旧保留鲜明的华人宗教信仰活动特征，乍看与上述两者的现状颇不相同。然若仔细审视历史与细节便可发现，在柔佛古庙游神赛会最早的英文报导中，便已经被称为“Chingay”，并于往后常常被如此译用，说明柔佛古庙游神很早便被外部观察者拿来与新加坡、槟城的妆艺相提并论和比较，同属一种类型的街头游行（street parade）；其次，柔佛古庙游神也颇早就曾具备新加坡与槟城的妆艺特征，例如1934年的新闻报导中便记载是年柔佛古庙游神有福建人“备有戏剧、花景两架，装置极为酷肖，在灯光掩映之下，俨若蓬莱方丈、巫山境地也”，貌似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花车（float）；且当时游神队伍中“又有洋乐一队，系印度与马来人组织者，悠扬铿锵，颇可悦耳”，属多元文化与族群曾参与柔佛古庙游神之例证。

从联合申遗的角度出发，三地“Chingay”皆源自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宗教活动，并在各自社区发展出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展演，从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传统与艺术特色。在我看来，从过去到现在，三地“Chingay”都在各自的场域中，发挥过处理分歧、整合内部的功能；而三地“Chingay”之间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所能焕发的文化包容与多样。如今的联合申遗正在让“Chingay”成为开放的概念，不仅是将“Chingay”放入跨地域的框架中重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重构华人移民文化认知场域的一次难得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