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卷土重来,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次新的冲击波,目前特朗普在战略上对东南亚没有太多著墨,战略重心放在俄乌、中东以及中美三大版块上,东南亚在他的外交战略上居于次要位置。然而,东南亚在他的战略上无法回避,东南亚是中美博奕的前沿阵地,目前亚太地区与中国关系最紧张的台湾与菲律宾,菲律宾本身是东盟的成员国,台湾也与东盟关系密切,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仍然必须回应,或被逼介入。预计在任上,地缘政治形势将逼迫特朗普作一次东南亚的再认识。
特朗普与东南亚
特朗普本人对东南亚的了解有限,在他四年任期里,只参加过一次“东盟峰会”,也从来没有主办过“美国-东盟峰会”,他本在生意发展上以及美国总统任期内都鲜少到东南亚,对东南亚可谓没甚么了解,自然也没什么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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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东南亚当中,与特朗普关系最密切就数新加坡,第一是“贸易问题”是特朗普最关切的考虑,而美国在新加坡有“贸易顺差”,美国在新加坡没有亏钱,其次美新双边关系一直密切,尤其在区域安全议题上有长期合作关系,在二零一八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世纪之会”,场地就选定在新加坡,显示出特朗普继承了美国在外交上对新加坡的信任,其次特朗普任内也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延长“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因此,当俄乌、中东局势平息,特朗普精力回到中国与亚太地区,他必定就会发现东南亚的重要性,而首选的沟通对象则可能是新加坡,通过新加坡与中国对话,又或者通过新加坡与东盟对话。
特朗普的强人爱好
传统文官出身、技术官僚性格的官员很难与特朗普打交道,特朗普更喜欢的是普汀、金正恩这样的强人,作风大胆、充满自信的领导人更容易和特朗普打交道。目前东南亚的领袖,如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泰国首相佩通坦都是这个类型的领导人,当中尤以东南亚第一大国印尼的领袖普拉博沃与特朗普具有渊源,在特朗普胜选后不久,普拉博沃就在11月12日出发与拜登会面前,直接与特朗普通了电话,普拉博沃亲弟兼顾问哈希姆也说特朗普将在短期内普拉博沃在华盛顿会面,过去在印尼排华的1998年后,作为当时特种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的普拉博沃曾经长期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在申请签证时也被美国拒绝,但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就解除了普拉博沃的入境限制,时任国防部长的埃斯珀就亲自给了印尼国防部长的普拉博沃签证,并邀请普拉博沃访问美国,与埃斯珀在五角大楼中会面。
由此可见,普拉博沃过去就与特朗普颇有交情,可以直接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东南亚各国领导人里,可能就只有普拉博沃,另一位东亚领袖有此交情的可能就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晋三。但值得留意的是,普拉博沃赴美会面拜登、特朗普前,也带领商界代表团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代表普拉博沃仍然采取“不选边站”,在中美之间中立的外交取态。
“去风险化”使东南亚获益
过去数年,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温、俄乌战争爆以发中东局势进一步化,“去风险化”(Derisking)成为美国、欧洲的主导的政治经济议程,跨国公司则需要进行“供应链多元化”,纷纷将在华的企业和供应链的一部份迁移到东南亚,短期内使得东南亚的海外投资增加,许多跨国企业都采取“中国加一”策略,使得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因此获益,泰国成为部分回避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的生产基地,例如在欧洲销量颇佳的上汽名爵就在泰国生产,德国车用芯片巨头英飞凌在今年八月份,就削减原本在欧洲的1400名人手,并将这些职位搬到台湾与马来西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短期内,特朗普若实行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中国的供应链将继续转移到东南亚。然而,美国要“再工业化”,达到特朗普声称的“从其他国家手上抢回就业”,生产这些自己所需的生活必须品,如成衣、家居用品都成本极高,几近不可能,因此这些贸易逆差只是由中国的手上,转移到东南亚各国罢了。按特朗普的思路,凡是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都会下重手加征惩罚性关税,即便对一百多年来的老盟友、跨大西洋秩序的“欧盟”也不例外,对于他自己很陌生、没有任何感情可言的东南亚诸国,自然也不会客气。然而,产业链迁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东南亚各国对美的贸易顺差成为一个议题时,恐怕特朗普已完成其四年任期,下一任美国总统谁属仍是未知之数,未必在这四年是一个急切的危机。
然而,这不代表美国对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就放任自流,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末段,就将越南列为“汇率操纵国”,有可能在将来进行贸易制裁。对于东南亚各国而言,在大国博奕当中厚植国力、在中美之间小心奕奕保持平衡是必要的,既然特朗普的诉求是“贸易逆差”问题,东南亚各国购入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引进英特尔、波音的供应链到东南亚,则能够使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更加密切,至少在这四年期间免有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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