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新商机/王晋恒（双溪大年）
医院停车场晨读蔡兴隆蔡老板的散文集《温暖琐碎生活在南边》，翻到〈文化小浪潮〉一文，蔡老板提到，以往很多愚笨的梦想，比如开咖啡馆，时至今日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商机”。突然想起，前一天与女友抵达的手帐市集，不正是所谓的“文化商机”之一吗？
女友总能留意到市场上千奇百怪的文艺活动，为我千篇一律的生活增广视野。吉隆坡旅游的最后一天，她预留一个早上的时间，先逛手帐市集，再赶搭下午的飞机与火车各自回到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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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这个市集，我甚至不知道首都还有一座步伐悠闲，人流稀疏，设备也算齐全的小商场。活动地点在三楼，正对精美文具零售商Cziplee的店面。市集以复古为主题，入口处垂挂一匹亚麻布，印上题为“可庆祝的小事”的分行散文，鼓励人们在忙碌生活中挖掘出惊喜，找到生命中的小确幸云云。
我和女友拖曳沉重的行李抵达。一名年届60的安娣热情迎迓，她的穿着打扮与说话方式，模仿着旧式酒店的老管家。我和女友很快入戏，厚着脸皮询问她可否替我们看管两个大行李。安娣面有难色，最终应允，简单注册后，还敲了敲桌上的钟，欢迎我们搭上时光之旅。那个当下其实怪难为情，并没有什么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我们疾步走入会场。
三十多个手帐档口，组成一个独立却不遗世的“都市部落”（urban tribe）。每个摊主都对自己设计的产品珍之惜之，落力推销，介绍他们创作的缘起。摊主和顾客都是圈内人，彼此交换下一个手帐活动的资讯，几月几号哪个插画家会来，哪里哪里会有交流等……我想起曾经参与过的文学活动，现场气氛同样热闹，作为主讲人常有世界都听我说话的错觉。事实却是，在这个土地，写作终究只是一个小众的“爱好”。有时我会为了这个事实感到悲伤无力，所以往往为了收获“野生读者”（哪怕只是一至两个）而兴奋。
要不怕做小傻瓜
不知道这些手帐摊主，也想要他们的作品走向世界吗？还是，他们安于这个小圈圈，只想把产品（作品）卖给知音？我始终还是手帐创作的门外汉，认为这个爱好所需的素材比如贴纸、彩带、印章、便签十分烧钱。
举起手机拍了拍现场画面，传给人在北马，曾心血来潮想要做好一本手帐的好友科迪：“有兴趣吗？明天还有一天，可以赶下来！”他冷冷回复：“换了新工作后就没有这个时间了。”跳槽新公司后的这一个月，科迪因为业绩压力，砍掉了不少爱好，甚至到了“失去自己”的田地，所以我才想要刺激刺激他的创作激情。
这就回归到兴趣与正职之间的来回拉扯与共生，这一个我到每个分享会都会有人问起的难题。我想，道理总是离不开先把生存问题搞好，才有余力创作。前一日才在琳琅满目，令人犯选择困难症的贴纸堆中，下不了购买决心；后一天在远离中心的东马山打根，却见某位同事用设计老套，千篇一律的波浪纹贴纸点缀她的所有文具。选择有限，即是城与乡的差距之一。YouTube某个辩论“宁要大城床，不要小城房”的影片，某个嘉宾分享道——在城市，因为人口多，可以找到各种生僻冷门的兴趣圈子。
人口与经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地的文艺水平，这原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说是影响，却不代表限制，也不是放弃的借口。读蔡老板的散文集，特别欣赏他扎实经营咖啡馆的态度，没有煽情的号召，也没有商人的锱铢必较，不过在能力范围内做好本分，写好文章，搞好居銮的文艺活动，咖啡一杯一杯卖，读者一个一个吸引过来……
另一篇散文中，他替某个沉迷金钱游戏，心中以钱财为唯一量尺的小伙子感到惋惜，因为那个小伙子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就存在“林林总总，各自殊异”的人，蔡老板举例——有些人心里只有社会公义与国家社稷；有些人幼吾幼老吾老，毕生投入公益活动；有些人穷其一生淬炼他们的手工艺……
无论是个体生命，或是一座城市，都应该色彩纷呈，精彩多元。既然远赴东马，常常希望可以发现并投入这里的文化生态。“既然脚下是沙漠，就撒种吧”是我掩卷之后，时时想起的话，其境界比肩徐志摩的〈海滩上种花〉——你们要不怕做小傻瓜，尽量在这人道的海滩边种你的鲜花去——花也许会消灭，但这种花的精神是不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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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能忘记35年前的那杯咖啡，一杯很普通的咖啡，但却是那么的香淳而且带着可口的苦感，还有更多无法用文字和语言形容的感觉。我嗜咖啡如命，曾经喝过很多咖啡，也曾经在不同的国家喝咖啡，也曾经和很多朋友喝咖啡，但那杯咖啡的味道和感觉就是不同。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是我独饮那杯咖啡，而泡咖啡的人则是坐在旁边和蔼可亲的和我谈话。这一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因为泡那杯咖啡的人在25年前离开了我们，这25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杯咖啡的味道和感觉，也没有忘记那位泡咖啡的人，没有忘记我们之间那共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真挚情感。
3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有事走进了国民大学，走到离图书馆不远的国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办公室，迎接我的是一位中年朋友，他满脸阳光灿烂地邀请我坐下，然后他走向另一个角落，不久他端着一杯咖啡乌放在我面前。“来，来，saudara Chong喝杯咖啡吧！要一些饼干吗？”他的话语声宏亮，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坚定和很有信心的人，而且他平易近人，一丁点架子都没有。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国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曾经和他见过几次面，那是在人民党政策讨论会上。我们都互称saudara，saudara在马来文是兄弟或同志的意思。我回想起当年我们和人民党的同志，朋友互称saudara时是多么地亲切和真挚。
那位泡咖啡的人就是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Profesor Dr. Ishak Shari。Ishak Shari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国际著名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该学院培养不少进步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Ishak Shari于1972年进入国民大学担任经济系助理讲师。1980年升任为副教授，1991再升任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教授。在大学行政管理方面，他在1974年就担任统计经济学系主任，然后在1988至1990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好几个重要的行政职位。他于1997年担任了马来西亚和国际研究学院（Institut Kajian Malaysia dan Antarabangsa简称IKMAS）院长一直到2001年。IKMAS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不少有开阔视野的年轻学者和研究者。该学院至今仍延续着Ishak Shari的理念和精神。
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
Ishak Shari在大学时期就关注社会正义、社会发展、贫穷问题、贫富悬殊、城乡差异等。他进入大学以后参与学术和行政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大学和学术以外的社会活动。他参与了马来西亚社会科学学会、马来西亚人民党、社会分析学会等团体组织，关心社会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命运。他强调学术和知识分子必须走入社会底下层。他是一位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切以人民为本，人民为先。
Ishak Shari于2001年6月30日突然因病去世，享年53岁，正值壮年。朋友们无不惋惜。我当时正在台北出席一个文化论坛，无法出席他的葬礼，深感无奈和遗憾。Ishak Shari的离去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社会和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而且是国际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我们都失去了一位真诚，真挚，谦虚的朋友。Ishak Shari是一位非常乐观的人，朋友们常常见到他开怀哈哈大笑，久而久之朋友们都叫Ishak ha ha ha。但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了。奈何。
我再也喝不到像那杯一样香淳可口和无限感觉的咖啡了，尽管35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和尝试，但就是没有那个味道和那个感觉。那以后每当朋友来访，我都很乐意地为他们泡上一杯咖啡，为的是希望有一天，他们其中有一人会告诉我他喝的那杯咖啡感觉及味道和35年前那杯咖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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