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界裡的俠士毛尖 為人民看爛片

毛尖1970年出生於中國浙江寧波，成長於1980年代，1988年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她形容，那是怎麼可能不成為文藝青年的年代。曾經文革時期被批判的“灰皮書”，各種西方世界名著開始流通。《基督山伯爵》（又譯《基督山恩仇記》）憑票供應，“你知道，任何書一旦憑票或一旦被禁，它就會讓人湧起更強烈的慾望。”

某一天父親朋友送來一套《基督山伯爵》，那晚晚餐就吃得特別豐富，外婆劏了一隻雞招待人家，謝謝那份厚禮。“因為我父母那一代太匱乏了，讓他們人到中年的時候還如飢似渴地讀名著。”曾經匱乏，才有後來洶湧的閱讀熱潮。

毛尖說，寧波圖書館裡的名著被寫上許多旁批，“就像彈幕一樣，今天的彈幕不是新的東西。”她又用“激情”來形容那個時代的讀者。好比《茶花女》的故事被套用在各自縣城，旁批上各種結局，又被下一個讀者替旁批再旁批，最後索性夾一張紙，批個過癮。

“那真的是一個讀書最好的年代。”雖然書籍被弄得髒兮兮，“但我們真的在那些髒兮兮的書上收穫了人生最豐美的滋養。中國流行語內卷指過度競爭，現代人“卷”習題、考題，毛尖的年少時代“卷”課外書，在課堂上讀名著，老師也不揭穿。

就連寫〈我的理想〉，毛尖寫想當作家都會被同學質疑，被父母笑話“作家這職業是你能高攀的嗎？”1988年她上大學，學校裡的講座都是關於文學的。她還記得，“先鋒作家”馬原來演講，一整個隊伍浩浩蕩蕩跟在後頭。

文學、文藝是在1990年代跌落神壇的，也就是影視劇《繁花》演的商戰，那個經濟起飛的時代。毛尖感覺到校園氛圍變了，同學紛紛出國，沒出國的就去外資企業打工。“金錢這個維度進來了。”清貧年代大家都穿得差不多，有了錢以後就會攀比，金錢慢慢變成社會新的衡量標準。“以前作家有很多稿費，但稿費很快在外資企業的工作面前不值一提了。”

和爛片死磕到底

當然，小時候的作家夢沒滅過，不然就不會有眼前的作家毛尖了。《一寸灰》《夜短夢長》《非常罪非常美》《凜冬將至》，多是她的影評、影劇筆記、雜談。很多朋友鼓勵她也去寫寫小說，但毛尖直言，批評的激情始終還在，壓制了創作的慾望，所以還是專注於寫專欄、批評文章。

批評文章始於大學時期跟著老師做文化研究。2000年開始，毛尖在香港《信報》寫專欄，寫對社會的批判和文化觀察，25年來練就自認比較諷刺，但被他人認為很刻薄的風格。

去年底開始，毛尖在B站（嗶哩嗶哩視頻網站）開設頻道《影評人毛尖》，延續專欄“短平快”的風格。

見字聞聲或聞聲見字，就是這樣來的。她解釋，專欄只有差不多1000字，學究氣的書面語是不可能吸引讀者的，所以需要短平快，對不滿的東西直接表明。

“我這麼快這麼直接地講，或者說有時候甚至被人家認為是刻薄的表述方式，也是來自於我對當代一種批判生態的強烈不滿。”毛尖不客氣說道，明明是一個很差的電影硬被說成是比較好的文本，包含了對觀眾的誤導。“即便是做廣告，你也不能黑的說成白的。”

“你不能用非常曲折的各種話語包裝成漫長的文風，讓讀者不知道你的立場到底在哪裡，也不知道你到底是還是不是推薦這個電影。”

把爛說成好於毛尖而言簡直天理不容，但直腸直肚的批判，下場就是得罪人。在彈幕、留言區被罵，被很多朋友“拉黑”也就罷了，可電影是門大生意，批評可能會壞了別人的生意，讓她媽媽擔心得勸她“不要再去罵人家的電影了”，生怕她被上門尋仇。“所以有時也覺得挺對不住我媽的，我那麼大年紀了，我媽還在為我的生命安全操心。”

所幸，切身的生命威脅不曾發生過，但那些言語上的惡言從沒阻止過毛尖。“大家都各種表揚，說真話的人挺少的。我不說好像自己是那幾個說真話的人，但至少我擺明了要和爛片死磕到底的決心。”

久而久之，毛尖批評出了名，劇組求她寫劇評，還說“沒關係，你罵好了。”爛片找上門，令她有感影評人已經到了那麼卑微的地步，說好說壞都沒關係，人家要的只是流量，曝光就是一切。

批評了，一票人又衝著爛片之名買票入場；不批評，她又想中國電影的批評聲音真是太少了。朋友多說她把生命中最好的時間拿去看爛片，“如果放在為人民看爛片的位置上，我又覺得是值得的。”

看爛片也能看出成就，毛尖自認，這些年中國影視劇把飯菜拍好，有她千萬分之一的功勞。宮廷菜總不能每次拍得像塑料一樣，霸道總裁不會天天吃牛排喝紅酒。她真切地認為，把影視劇中的衣食住行拍好才是最好的國家宣傳，“菜拍好了，飯拍好了，主旋律就拍好了。”

把電影看成時間度量衡

毛尖腦子裡有個影視資料庫，好比在谷歌或百度輸入關鍵字，就能匹配出相似系列、風格、年代、套路等相關資料一起比對，然後洋洋灑灑地分析批判。說是膝跳反應，她又覺得沒那麼快，“我大約能完成時間地理風格的拼圖，否則的話也不敢在江湖上談電影，而且說實在現在的影迷段位都非常高。”

毛尖本來自覺是看很多電影的人，但1997年到香港科技大學念博士時，一踏進圖書館就被震撼到了。“看到那些收藏我一下覺得好慚愧，裡面有好多好多電影，可能說80%的電影我都沒看過，我一下覺得這個世界在等待我。”

她那時候差不多每天十幾個小時都待在圖書館，平均每天看5部電影，看到電影都成為了她的時間度量衡，看到圖書管理員以為她是哪個老師的小孩沒事幹在館裡待著，看到畢業離校時特地去向館員告別。

電影資料庫是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鄭樹森（William Tay）所成立，毛尖在那裡建立腦袋裡的電影知識座標，而且到現在她還是一直保持看片。後來回到上海，拜盜版猖獗所賜，她的電影閱讀面又拉開了。雖然這話說得奇怪，但她挺感謝盜版。

“而且那時候盜版的老闆都特別懂電影，會給片子打分。”當毛尖有點質疑，老闆會頭頭是道講片子好在哪裡；當她拿起一張通俗的片子，老闆還會看不起，美學鄙視一番。有些盜版老闆看起來就是專業出身，多少讓她意識到自己本是玩票性質，不是念電影專業科系。這就讓她更積極，要把電影看得比專業還好。

影視劇已走到文化C位

從當年有份把書翻腫的文藝青年，到現在成為閱覽影視萬千的影評作家，毛尖說，影視劇已經走到文化C位（center，中心位置）。在她生長的年代，飯桌上、同學間談的都是長篇小說，現在談的都是影視劇。“影視劇已經成為國家軟實力的載體。”

那個變化表現在，以前作家去寫影視劇還得偷偷摸摸不用真名，現在是影視劇來改編文本，作家開心得不得了。影視劇能隨便改，王家衛改編的《繁花》骨肉、氣質還在，但已不像原來的小說，大量故事是編劇寫的。

“有人敢反對嗎？只要你拍得好，影視劇就是可以予取予奪的，因為影視劇已經走到文化C位了。”

是好是壞？電視劇《繁花》一開播，小說一下多賣幾百萬冊；《我的阿勒泰》一拍好，李娟的書即刻銷量大增。這樣的文化倒流，毛尖是挺認可的。相輔，“也不一定相成啦，有時候也會做出一些反面宣傳。”

那個B站裡冷麵的影評人毛尖突然又出來了，說影視改編有時也會做成反面宣傳，例如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影視劇（《紅高粱》）拍得多爛啊，要是影視劇先拍出來，我說莫言那個諾貝爾獎都拿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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