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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may I introduce to you
The act you’ve known for all these years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谈马土土及其出道作《仇丝》以前,或许可以先从60年代传奇乐队披头四聊起。1967年他们推出《比伯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这张概念专辑,转换身分成为某一虚拟乐团成员,大玩迷幻风格的摇滚乐,停唱欢愉浅薄的口水歌。《仇丝》的出版,情形也大约如此。红蜻蜓官方脸书的标志配合宣传,转换为愤怒的黑蜻蜓。向来耕耘少儿文学的红蜻蜓出版社,借由创办人许友彬脸书公告读者即将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节的小说,同样引起两极化的反应。
小说围绕少女丽娟被强暴这一事件开展,设定于上个世纪60年代,揭示没有话语权的女性面对性暴力时的无力与不公。丽娟母亲讨论电影《蓝与黑》的强暴情节时,持有“跟人家做了,就应该娶人家做老婆……要让人家过好生活”的立场。我们见识到父权主义的语境之下,强奸犯的“负责任”向来漠视女性的性自主权。那个时代,每家每户虚掩着门,“如果你家把门锁了,就是你家对村民不信任……”看似夜不闭户的风气,其实也意味着人们没有个人隐私。每个人的私人领域彼此重叠,流言蜚语轻易流传开来。
于是丽娟只能把事件往心里藏深,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者以象征手法,描写丽娟内心深处养着一只蝴蝶,若要飞向美丽的天空,就必须越过老黄这一道高墙。长年的压抑使得丽娟变得神经质,至终引发一段红蜻蜓创社以来最血腥的情节——丽娟用大剪刀剪下老黄的蛋蛋,用筷子夹起蛋蛋喂狗,“狐狸狗张嘴就吃,囫囵吞枣”。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言:“忍耐不是一种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愤怒才是美德。”丽娟并没有把复仇工作交给公权力,而是自行把老黄这道墙推倒。反对《仇丝》的读者认为小说有“教坏人”之嫌,但我认为阅读小说,从来不能止于中小学教育那类“学到什么教训”的读后感习作,只为寻找正面价值那般简单。
“可以恨,可以杀”(引自蒋亚妮讲座“女性与文学的故事,在台湾”,谈论当代小说的创作取向)的《仇丝》,无疑是更具现代精神的小说。“正向健康”的小说可以避开色情和暴力,但不代表世界美好,人性单纯。是以,马土土并没有媚俗地采用“果报笔法”,追求大快人心的结局,真相永远沉没在谎言的泥泞之中。
《仇丝》以器具作为篇名,仿佛都是破案线索,巧设悬念,勾起欲罢不能的阅读欲望。情节推进的功力媲美红蜻蜓创办人许友彬,难怪许友彬愿意落力替马土土宣传新书,出席对谈会,甚至代表马土土为读者签名。然而,除非许友彬承认,否则马土土永远只能是马土土……
身分成谜的马土土玩起了后设,现身说法,阐明自己以化名写作是为了保护真实世界的丽娟,末了还为这段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故事写了心目中的理想结局。这番操作,让读者更加确信丽娟的故事真实发生,而所谓“理想”,意味着不可得,最终只是马土土心中正义感的阐发。真实世界和小说中的丽娟都无法被救赎,善恶未必终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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