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來耕耘少兒文學的紅蜻蜓出版社,藉由創辦人許友彬臉書公告讀者即將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節的小說,同樣引起兩極化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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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may I introduce to you
The act you’ve known for all these years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談馬土土及其出道作《仇絲》以前,或許可以先從60年代傳奇樂隊披頭四聊起。1967年他們推出《比伯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這張概念專輯,轉換身分成為某一虛擬樂團成員,大玩迷幻風格的搖滾樂,停唱歡愉淺薄的口水歌。《仇絲》的出版,情形也大約如此。紅蜻蜓官方臉書的標誌配合宣傳,轉換為憤怒的黑蜻蜓。向來耕耘少兒文學的紅蜻蜓出版社,藉由創辦人許友彬臉書公告讀者即將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節的小說,同樣引起兩極化的反應。
小說圍繞少女麗娟被強暴這一事件開展,設定於上個世紀60年代,揭示沒有話語權的女性面對性暴力時的無力與不公。麗娟母親討論電影《藍與黑》的強暴情節時,持有“跟人家做了,就應該娶人家做老婆……要讓人家過好生活”的立場。我們見識到父權主義的語境之下,強姦犯的“負責任”向來漠視女性的性自主權。那個時代,每家每戶虛掩著門,“如果你家把門鎖了,就是你家對村民不信任……”看似夜不閉戶的風氣,其實也意味著人們沒有個人隱私。每個人的私人領域彼此重疊,流言蜚語輕易流傳開來。
於是麗娟只能把事件往心裡藏深,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作者以象徵手法,描寫麗娟內心深處養著一隻蝴蝶,若要飛向美麗的天空,就必須越過老黃這一道高牆。長年的壓抑使得麗娟變得神經質,至終引發一段紅蜻蜓創社以來最血腥的情節——麗娟用大剪刀剪下老黃的蛋蛋,用筷子夾起蛋蛋餵狗,“狐狸狗張嘴就吃,囫圇吞棗”。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曾言:“忍耐不是一種美德,把忍耐當成美德是這個偽善的世界維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憤怒才是美德。”麗娟並沒有把復仇工作交給公權力,而是自行把老黃這道牆推倒。反對《仇絲》的讀者認為小說有“教壞人”之嫌,但我認為閱讀小說,從來不能止於中小學教育那類“學到什麼教訓”的讀後感習作,只為尋找正面價值那般簡單。
“可以恨,可以殺”(引自蔣亞妮講座“女性與文學的故事,在臺灣”,談論當代小說的創作取向)的《仇絲》,無疑是更具現代精神的小說。“正向健康”的小說可以避開色情和暴力,但不代表世界美好,人性單純。是以,馬土土並沒有媚俗地採用“果報筆法”,追求大快人心的結局,真相永遠沉沒在謊言的泥濘之中。
《仇絲》以器具作為篇名,彷彿都是破案線索,巧設懸念,勾起欲罷不能的閱讀慾望。情節推進的功力媲美紅蜻蜓創辦人許友彬,難怪許友彬願意落力替馬土土宣傳新書,出席對談會,甚至代表馬土土為讀者簽名。然而,除非許友彬承認,否則馬土土永遠只能是馬土土……
身分成謎的馬土土玩起了後設,現身說法,闡明自己以化名寫作是為了保護真實世界的麗娟,末了還為這段正義得不到伸張的故事寫了心目中的理想結局。這番操作,讓讀者更加確信麗娟的故事真實發生,而所謂“理想”,意味著不可得,最終只是馬土土心中正義感的闡發。真實世界和小說中的麗娟都無法被救贖,善惡未必終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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