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CEF兒童保護總監希瑪森古達／推動兒童保護系統改革 讓受害兒童能被接住

身為大馬人，希瑪對此事件深感遺憾，但她高度讚揚警方及其他相關機構的果斷行動，特別是婦女部和社會福利局迅速接手，為受害兒童提供了及時的照料和保護。無論如何，此案仍在調查和審訊階段，她暫不作進一步評論。

良好的兒童保護系統需父母及專業人士推動

根據UNICEF的最新估計，全球約有4億名5歲以下兒童（佔全球兒童人口60%）經常在家中遭受精神侵害或體罰。

在大馬，統計局總監拿督斯里莫哈末烏茲爾於11月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兒童肢體性侵案件達到1389宗，比2022年1147宗增加了21.1%。此外，2023年福利局的數據還顯示，需要照護的兒童人數從2022年的6770名增至8536名，增長了26.1%。

希瑪對此發表看法時表示，從另一個角度看，報案率的上升可能是因為人們對虐待或侵害兒童行為的認識加深，或者社會變得更加透明，大家更願意舉報這些行為，也說明人們不再隱瞞，而是選擇站出來。

“我認為，特別是在過去十多年，人們對兒童保護的意識逐漸提高。過去在很多文化中，體罰和打罵孩子被認為是正常的，而如今，我們越來越清楚這些行為對孩子的傷害。”

希瑪表示，UNICEF會繼續跟蹤相關數據，評估是否需要增加更多服務途徑，以為弱勢群體提供更有效的保護。她強調，家庭問題往往也涉及照護者，尤其是父母。因此，父母的再教育尤為重要，這有助於他們認識到哪些行為對孩子有害，並學會如何更好地教育孩子。

她指出，UNICEF與大馬政府及民間組織合作已有70年，大馬政府一直堅定推動兒童權利和福祉。從1995年批准《兒童權利公約》到2001年制定《兒童保護法令》，再到2017年通過《性侵兒童罪行法令》，都體現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

然而，一個良好的兒童保護系統除了需要法律的支撐，還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員去推動和執行。她認為大馬正處於關鍵時刻，政府不應再拖延已延遲14年的《社會工作者專業法案》，必須儘快提呈該法案，強制要求社工具備必要的資格與專業訓練，確保他們掌握處理兒童保護案件所需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規範，進而推動兒童保護系統的改革。

“我們可以通過大學培養專業人才，也可以對現有人員進行培訓，即使他們目前沒有合適的資質，經過培訓後也能成為合格的專業人員。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有更多經過培訓的人來識別問題，減輕醫生或醫療系統的負擔，讓其他系統也能發揮作用。例如，孩子在學校或者在社區中遇到困難時，也能得到及時的幫助。”

希瑪強調，社工是保護受害兒童的“前線人員”，他們的專業素質對於推動兒童保護系統改革至關重要。社工不僅負責照護倖存者，還需要提供預防服務，如家庭支持與教育、早期干預、社區教育與宣傳等。

“這是一個長遠而有序的計劃，旨在保障倖存兒童的最佳利益，幫助他們走向康復之路。儘管許多國家的兒童保護改革往往是在發生憾事後開始推進的，但我們應該把這次危機（全球兄弟醜聞）作為一個契機，推動改革進程，確保類似事件不再重演。”

大馬缺乏專業社工體系

希瑪說明改革的阻力並非來自抵制。事實上，每次她與各國政府官員接觸時，都沒有聽過“我們不想保護兒童”這樣的說法。她表示，改革進展緩慢的其中主因在於優先級的安排。

無論如何，她欣慰大馬政府已朝著改革的目標前進，如南茜蘇克里在今年9月表示，隨著兒童發展局（JPKK）的成立，人手的增加和能力的提升，預計到2026年，處理兒童案件的保護官員和道德官員比例將從每年1對108人提升到1對30人。屆時，婦女部將能夠更全面地處理兒童案件，包括干預、評估、監督以及相關的宣傳和教育活動。

“對我們來說是個積極的信號，但大馬目前的核心問題在於缺乏一個專業的社工體系，這必須通過立法保障，才能加強兒童保護的整個流程，包括精準地收取數據、人員配置和案件處理效率。”

“在幫助孩子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他們可能遭受的虐待，也不能在照護過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同時，父母或監護人在整個事件中的角色也至關重要，這一切都依賴於社工的專業能力，才能確保孩子獲得真正的保護。”

她指出，UNICEF一直與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緊密合作，提供技術支持、經驗和幫助，以改善兒童保護體系，確保相關工作順利進行，並通過數據和證據來推動研究和改進。

“我們應該利用數據來識別問題所在，找出系統中的漏洞，確保政府的工作更加精準高效。通過數據分析，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哪些領域需要更多的支持。”

應避免兒童與家庭分離

希瑪還特別提到了“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概念在兒童保護系統改革中的重要性。

“《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闡明，每個孩子都有權生活在家庭中。因此，我們應該共同努力避免兒童與家庭分離，送入收容所。社工在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必須確保所提供的幫助真正符合脆弱兒童和家庭的需求，幫助家庭維持完整。”

根據國際兒童福祉領域的專家Mulheir和Browne在2006年提出的研究，生活在收容所如孤兒院和其他兒童機構可能對孩子的心理、情感和社交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他們提倡“去機構化”，將孩子從機構中轉移到家庭或社區環境，以減少這種不利影響。

希瑪表示，“去機構化”是一項重要的改革，目的是逐步改變兒童的照護方式，減少依賴傳統的收容所，轉而為兒童提供更多基於家庭和社區的支持。這意味著，孩子們不再僅僅依賴孤兒院、社會福利局和兒童福利院，而是通過新的安置方式，讓他們能夠在家庭或社區的環境中成長。同時，有關當局包括社工為脆弱的家庭提供所需的支持，幫助他們更好地照顧孩子。

她提到，土耳其、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已經開始實施“去機構化”改革，其中一項改革措施是限制某年齡階段的未成年者進入傳統的兒童機構，例如意大利、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等國家在《為歐洲兒童打開希望之門》（Opening Doors for Europe’s Children，2015年）的倡議下，禁止兩歲以下的嬰幼兒進入收容所。至於受家暴和虐待的兒童，他們將獲安排進入收容所，但僅為臨時性或過渡性措施。

每個國家都應先給孩子一個出生證明

希瑪也對無國籍兒童問題發表了看法。她表示，《兒童權利公約》明確指出每個孩子都應擁有身分，而出生證明是確保身分的關鍵。

“我認為，只要不與憲法有衝突，每個國家都應該先給予孩子一個出生證明，這樣他們就不會’消失‘，他們不會掉入社會的漏洞中。

“如果一個孩子沒有出生證明，他／她不僅在國家系統中不存在，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身分對孩子至關重要，它關係到他們能否享有教育、醫療等基本權利。我們絕不能讓孩子們消失在社會中，甚至不知道他們已經消失。”

無論如何，她對大馬政府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表示肯定，並認為這是一項積極的成果。

未來危機無法預測

另外，希瑪認為，兒童如今還面臨兩大難題：氣候變化和數字化世界。

“氣候變化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環境，現在馬來西亞的溫度比我小時候高很多，我能明顯感受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意識到氣候變化對孩子成長的影響並做好準備。”

“冠病疫情教會了我們，未來的危機是無法預測的，但也讓我們意識到，保護孩子的工作遠不止於傳統的方式。”

她指出，疫情期間，線上學習成為了一種主流模式，這不僅改變了孩子們的學習方式，也影響了他們的社交和未來發展，並可能帶來一些安全風險。

希瑪並不反對孩子們接觸數字世界，但她擔心的是，很多人無法完全看到數字世界的複雜性。如果孩子在沒有正確引導和預判能力的情況下盲目探索，可能會面臨很大風險。

“這和孩子在公園或田地裡玩不同，現實世界中我們能看到孩子在哪裡，知道哪些地方不安全。但在數字世界裡，我們不能總是全面掌控。因此，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走在前面，確保能提前預判、做好準備，保護孩子們的安全。”

希瑪希望父母或監護人能夠引導孩子，像參與現實社會一樣，讓他們理解數字世界對生活的深遠影響。

“就像我們小時候父母教我們過馬路時要‘右看左看再過’一樣，我們也需要教孩子如何安全使用數字世界。首先是讓孩子們意識到這一點，然後通過立法和為數字產業制定指導方針來確保他們的安全。這非常重要，我們每個利益相關者都要共同努力，確保數字世界對孩子們來說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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