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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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门，日光灯暧昧的光线，把浓浓的夜色、街头的喧嚣全挡在外头。安邦一所社区礼堂内，十几个人忍受着燠热，时而低声吟唱，时而挣扎咆哮，全神贯注地排练着。
一旁，导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时以达利语（Dari）给演员指点，同样七情上面。
达利语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沙烈和一众演员，都是在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
沙烈在阿富汗本来就是戏剧导演。毕业于喀布尔大学戏剧系后，他就加入当地电台担任编剧和导播。他去探访监狱女性，鼓励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后来更获得BBC聘雇，制作青少年教育节目，同时继续以戏剧四处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关注战争中的孤儿。
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车子、有房子，每个月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为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他们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
第一次见面时，沙烈才刚开始学英语。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说英语，现在他只能用极缓慢的语速，艰涩而吃力地表达当时的恐惧，“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他们列入黑名单。”
或许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太过深恶痛绝，沙烈始终不愿亲口指名道姓那三个字──塔利班。
沙烈的上半生，几乎都是在烽火中度过的。
1983年他出生之时，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苏联打得不可开交。几年后，苏联久攻不下决定撤军，塔利班组织却随之崛起，并很快在1996年成功夺权。之后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极端伊斯兰法，仇视一切现代事物──不准女性上学就业，禁止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塔利班还成立了宗教警察，严厉执法──女孩去上学，会被泼硫酸；有人仅仅只是听了音乐，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马上驻军阿富汗，扶持新政权。然而，新政府软弱腐败，国家依然萎靡不振。于是，塔利班一边休养生息，一边不时发动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为了扩充兵力，塔利班拿着食物、衣服和现金到贫困家庭，换取他们把孩子送到宗教学校接受洗脑。孩子在稚嫩的童年里学会了仇恨，满13岁就接受军事训练，最终成为塔利班口中的圣战士──在阿拉伯语中，“Taliban”正是“神学生”的意思。
凭借戏剧的力量，发动温柔的革命
也是911那年，沙烈进入喀布尔大学美术学院修读戏剧系。在那个三餐不继的年代，这几乎是没人要申请的学科，“搞艺术甚至会被耻笑，但我相信艺术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开学之时，“整个科系只有十二个新生。”而当时阿富汗的全国人口，有将近两千万。
至于那所“艺术学院”，不过是一栋被砲弹炸剩一半的建筑废墟。就在这一片残垣败瓦中，满腔热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戏剧改变社会”的梦想种子。为了支持儿子四年的学费，原本为农民的父亲也从家乡来到了喀布尔，在建筑工地打工。
其实，在全国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已经很久长不出农作物。农民早就砍掉果树、舍弃小麦，转而栽种价钱更好的罂粟。紫红色的罂粟花绚烂美丽，可以提炼成海洛因、鸦片等各种重度成瘾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经济的半壁江山，更一度占据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场（注1）。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来源。
军阀割据、毒品、贫穷……，绝望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而今，离散在外的阿富汗难民高达两百七十万，是全球第三大难民群体（注2）。走不了的，继续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负债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儿嫁人，为全家人换来短暂的经济纾困。据估计，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岁以前就结婚（注3）。她们往往遭到虐待、强奸、劳役或难产致死。想要摆脱旧俗、追寻自由的女孩，甚至会被家人以捍卫家族的名义杀害。
如果人间有地狱，阿富汗，就是地狱。
即便如此，对沙烈来说，这里始终是家──家里有东西坏了，你不会一走了之，而是想办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压迫的，只能在家听节目，获取知识。同样的，小孩子如果没有接受正规教育，长大了就只能拿起枪去打仗。阿富汗需要这些节目、戏剧去宣导平权、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坚定的力量，在剧场的地板上，发起了温柔的革命──从在喀布尔，辗转到吉隆坡。
晚上八点半，难民演员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排练。第二天，这部由沙烈编导的戏剧《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难民节”公演。难民节由本地社运人士于2017年创办，通过难民的演出、论坛、市集、美食等，邀请本地民众走进难民的世界，希望借此消弭社会对难民的误解。
他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命运，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场小小的黑箱剧场里，全场座无虚席。台上，演员生涩却投入──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剧中，十二岁的女孩被父亲强迫嫁给比她年长很多的男子，以抵销家里的债务。女孩拼死抵抗，因为她没有忘记，母亲就是早婚难产而死的。结婚当天，女孩从夫家逃走，最终却因为犯上“逃婚罪”被抓进监牢。最后一幕，女孩愤怒地对着看守她的女狱警咆哮，女狱警却提出了一个方法，说可以帮她脱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给裁决这个案件的法官，你自己决定吧！”
整部剧在这里结束。
在观众的惊愕中，主持人上台开启了讨论环节：“你觉得女孩该如何抉择？她可以怎么自救？”观众很踊跃发言，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沙烈也没有答案。
很多问题亦然。一如超过十八万难民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注4），往往也只沦为“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有答案。
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终执拗地相信：艺术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人的命运──他只是没想到，最先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发现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来人往的喀布尔街头，感到阵阵寒意──那是一记警钟。他不是没听说过媒体或社运分子被塔利班袭击杀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尔市中心、号称保安森严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记者沙达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儿正在用餐时，遭武装分子用机关枪扫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儿子幸存。
沙烈也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才出生九个月。比起资源、人脉都更强的国际媒体记者，要对付一个籍籍无名的导演，甚至无需如此劳师动众，“他们随时可以在我车里放炸弹。只要五美金，就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
人命如蝼蚁。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仓促离开住了33年的家。
离家那一刻，他连想都来不及想，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头？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头多望一眼。
从喀布尔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车劳顿，沙烈只好把父母托付给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抵达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着很多阿富汗难民，打听到一户同乡的地址，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难民”的第一天。“我们连枕头都没有，只能把衣服叠起来枕着睡。”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中东难民，“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友善国家。”“小时候电视上都说马来西亚是穆斯林国家中最发达的。”“这里比较安全稳定。”答案不外乎这几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有比他们早来的亲友，可以投靠。
截至2023年7月，马来西亚的阿富汗难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个（注5）。
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的《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烈每次出门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谁。
但他不得不出门找工作。和所有难民一样，沙烈卷起袖子，去端盘子、当搬运工人……，“做满一个月，才拿到两百令吉。”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很快就拿到难民证。不久，他又遇到一个雇主，请他处理文书工作，换取每个月一千块的物资。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间小公寓，添置了几件旧家具，勉强拼凑出了一个“家”的雏形，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
（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
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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