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照片提供:黃子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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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屆花蹤報告文學獎首獎作品】
關上門,日光燈曖昧的光線,把濃濃的夜色、街頭的喧囂全擋在外頭。安邦一所社區禮堂內,十幾個人忍受著燠熱,時而低聲吟唱,時而掙扎咆哮,全神貫注地排練著。
一旁,導演沙烈瑟巴斯(Saleh Sepas)不時以達利語(Dari)給演員指點,同樣七情上面。
達利語是阿富汗人其中一支最廣泛使用的母語。沙烈和一眾演員,都是在馬來西亞的阿富汗難民。
沙烈在阿富汗本來就是戲劇導演。畢業於喀布爾大學戲劇系後,他就加入當地電臺擔任編劇和導播。他去探訪監獄女性,鼓勵女性反抗家庭暴力,後來更獲得BBC聘僱,製作青少年教育節目,同時繼續以戲劇四處普及民主選舉意識、提升女性權益、關注戰爭中的孤兒。
他有穩定的工作、有車子、有房子,每個月還會捐出部分收入給貧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為長期戰亂而滿目瘡痍,他也不曾想過要離開。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被跟蹤了。
“他們不喜歡我做的事,想對付我。”
第一次見面時,沙烈才剛開始學英語。在阿富汗,沙烈不曾說英語,現在他只能用極緩慢的語速,艱澀而吃力地表達當時的恐懼,“我才發現自己已經被他們列入黑名單。”
或許依然心有餘悸,或許是太過深惡痛絕,沙烈始終不願親口指名道姓那三個字──塔利班。
沙烈的上半生,幾乎都是在烽火中度過的。
1983年他出生之時,阿富汗正和入侵第四年的蘇聯打得不可開交。幾年後,蘇聯久攻不下決定撤軍,塔利班組織卻隨之崛起,並很快在1996年成功奪權。之後的五年,塔利班施行極端伊斯蘭法,仇視一切現代事物──不準女性上學就業,禁止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繪畫等所有娛樂和文化活動。塔利班還成立了宗教警察,嚴厲執法──女孩去上學,會被潑硫酸;有人僅僅只是聽了音樂,就被抓去鞭打。
2001年,911事件發生,美國馬上駐軍阿富汗,扶持新政權。然而,新政府軟弱腐敗,國家依然萎靡不振。於是,塔利班一邊休養生息,一邊不時發動游擊戰和恐怖襲擊。為了擴充兵力,塔利班拿著食物、衣服和現金到貧困家庭,換取他們把孩子送到宗教學校接受洗腦。孩子在稚嫩的童年裡學會了仇恨,滿13歲就接受軍事訓練,最終成為塔利班口中的聖戰士──在阿拉伯語中,“Taliban”正是“神學生”的意思。
憑藉戲劇的力量,發動溫柔的革命
也是911那年,沙烈進入喀布爾大學美術學院修讀戲劇系。在那個三餐不繼的年代,這幾乎是沒人要申請的學科,“搞藝術甚至會被恥笑,但我相信藝術是有力量的。”沙烈回想開學之時,“整個科系只有十二個新生。”而當時阿富汗的全國人口,有將近兩千萬。
至於那所“藝術學院”,不過是一棟被砲彈炸剩一半的建築廢墟。就在這一片殘垣敗瓦中,滿腔熱血的少年沙烈,埋下了“以戲劇改變社會”的夢想種子。為了支持兒子四年的學費,原本為農民的父親也從家鄉來到了喀布爾,在建築工地打工。
其實,在全國被砲火炸得坑坑洞洞、乾旱貧瘠的土地上,已經很久長不出農作物。農民早就砍掉果樹、捨棄小麥,轉而栽種價錢更好的罌粟。紫紅色的罌粟花絢爛美麗,可以提煉成海洛因、鴉片等各種重度成癮物品,很快就扛起了阿富汗經濟的半壁江山,更一度佔據全球近九成的毒品市場(注1)。這也成了塔利班主要的收入來源。
軍閥割據、毒品、貧窮……,絕望的百姓紛紛逃離家園。而今,離散在外的阿富汗難民高達兩百七十萬,是全球第三大難民群體(注2)。走不了的,繼續身陷泥沼。很多家庭負債累累,只能把未成年的女兒嫁人,為全家人換來短暫的經濟紓困。據估計,阿富汗有近三成的女孩在十八歲以前就結婚(注3)。她們往往遭到虐待、強姦、勞役或難產致死。想要擺脫舊俗、追尋自由的女孩,甚至會被家人以捍衛家族的名義殺害。
如果人間有地獄,阿富汗,就是地獄。
即便如此,對沙烈來說,這裡始終是家──家裡有東西壞了,你不會一走了之,而是想辦法去修好它。“阿富汗有九成女性是受壓迫的,只能在家聽節目,獲取知識。同樣的,小孩子如果沒有接受正規教育,長大了就只能拿起槍去打仗。阿富汗需要這些節目、戲劇去宣導平權、民主。”
沙烈以微弱但堅定的力量,在劇場的地板上,發起了溫柔的革命──從在喀布爾,輾轉到吉隆坡。
晚上八點半,難民演員完成了最後一次的排練。第二天,這部由沙烈編導的戲劇《沉默的吶喊》(Screaming In Silence),正式在一年一度的吉隆坡“難民節”公演。難民節由本地社運人士於2017年創辦,通過難民的演出、論壇、市集、美食等,邀請本地民眾走進難民的世界,希望藉此消弭社會對難民的誤解。
他相信藝術可以改變社會、命運,但是……
那天,在Publika商場小小的黑箱劇場裡,全場座無虛席。臺上,演員生澀卻投入──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故事。
劇中,十二歲的女孩被父親強迫嫁給比她年長很多的男子,以抵銷家裡的債務。女孩拼死抵抗,因為她沒有忘記,母親就是早婚難產而死的。結婚當天,女孩從夫家逃走,最終卻因為犯上“逃婚罪”被抓進監牢。最後一幕,女孩憤怒地對著看守她的女獄警咆哮,女獄警卻提出了一個方法,說可以幫她脫罪,“我可以安排你嫁給裁決這個案件的法官,你自己決定吧!”
整部劇在這裡結束。
在觀眾的驚愕中,主持人上臺開啟了討論環節:“你覺得女孩該如何抉擇?她可以怎麼自救?”觀眾很踴躍發言,但沒有一個人給出完美的解決方案。
沙烈也沒有答案。
很多問題亦然。一如超過十八萬難民在馬來西亞的處境(注4),往往也只淪為“問題”。如何解決,沒有人有答案。
但在阿富汗工作那十年,沙烈始終執拗地相信:藝術可以改變社會、改變人的命運──他只是沒想到,最先改變的,是他自己的命運。
發現自己被恐怖分子盯上的那天,沙烈在人來人往的喀布爾街頭,感到陣陣寒意──那是一記警鐘。他不是沒聽說過媒體或社運分子被塔利班襲擊殺害的事,有些甚至就近在咫尺──就在喀布爾市中心、號稱保安森嚴的大酒店,阿富汗籍的知名法新社記者沙達阿末(Sardar Ahmad)和妻兒正在用餐時,遭武裝分子用機關槍掃射,一家五口,只有小兒子倖存。
沙烈也有三個孩子,最大的五歲,最小的才出生九個月。比起資源、人脈都更強的國際媒體記者,要對付一個籍籍無名的導演,甚至無需如此勞師動眾,“他們隨時可以在我車裡放炸彈。只要五美金,就有人願意做。”
為什麼選擇馬來西亞?
人命如螻蟻。沒有人可以保護他,他必須保護自己和家人。2016年,沙烈帶著父母、妻子和孩子,倉促離開住了33年的家。
離家那一刻,他連想都來不及想,這一走,是不是就再也回不了頭?他甚至沒來得及回頭多望一眼。
從喀布爾一路流亡到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承受不了舟車勞頓,沙烈只好把父母託付給在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則帶著妻小來到了吉隆坡。“抵達那一天,我一個人都不認識,聽說安邦住著很多阿富汗難民,打聽到一戶同鄉的地址,就到那裡敲門,請求借宿。”
那是他成為“難民”的第一天。“我們連枕頭都沒有,只能把衣服疊起來枕著睡。”
“為什麼選擇馬來西亞?”這個問題,我問過好幾個中東難民,“馬來西亞是穆斯林友善國家。”“小時候電視上都說馬來西亞是穆斯林國家中最發達的。”“這裡比較安全穩定。”答案不外乎這幾個。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裡有比他們早來的親友,可以投靠。
截至2023年7月,馬來西亞的阿富汗難民有三千一百九十個(注5)。
只是,馬來西亞沒有簽署1951年的《難民公約》,不收容難民,亦不承認難民地位。在這裡,難民唯一的合法證件,是聯合國難民署頒發的難民證。然而,申請難民證耗費時日,等待審核的過程中,難民隨時會被當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難民證,難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規學校唸書,醫療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沒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們經常受到執法人員勒索、威脅,甚至拘留。初來乍到之時,沙烈每次出門總是小心翼翼,生怕驚動了誰。
但他不得不出門找工作。和所有難民一樣,沙烈捲起袖子,去端盤子、當搬運工人……,“做滿一個月,才拿到兩百令吉。”
慶幸的是,他們一家很快就拿到難民證。不久,他又遇到一個僱主,請他處理文書工作,換取每個月一千塊的物資。三個月後,他在安邦租下一間小公寓,添置了幾件舊傢俱,勉強拼湊出了一個“家”的雛形,孩子也開始到難民學校上課。逃亡的生活,總算安頓了下來。
(編按:文內小標題乃編輯所下)
注1:《Life Under Taliban》Masuma Tavakoli, 2019, published by Gerakbudaya Enterprise
注3: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irls-increasingly-risk-child-marriage-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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