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達佩斯之行讓我意識到,雖然前方挑戰重重,但只要目標明確、行動堅決,大馬完全可以成為區域科學外交的樞紐,為全球科學治理貢獻亞洲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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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有幸受邀前往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與來自各國的科學家、政策制定者以及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一起出席世界科學論壇。今年論壇的主題為“全球轉型時代的科學與政策接口”。在全球面對氣候變化、能源危機以及經濟不確定性等嚴峻挑戰的背景下,科學外交扮演了橋樑的角色,連接科學知識與政策實踐,推動國際合作。身為國際政府科學諮詢網絡(INGSA)的亞洲主席,我借出席論壇的機會為亞洲國家的科學外交力量爭取國際支持。
我的其中一個任務是爭取各國支持INGSA在吉隆坡設立東盟科學外交培訓中心,以順應大馬在2025年擔任東盟主席國的契機。這不僅是對大馬科學外交能力的提升,更深化整個區域科學合作。科學外交能力建設是當前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尤其是在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危機以及科技倫理等全球性議題時,科學知識與政策執行之間的鴻溝愈發明顯。設立科學外交培訓中心的初衷在於彌補這一鴻溝,通過系統的培訓與資源共享,為亞洲國家培養一批既精通科學知識,又熟悉國際政策規則的跨界人才。這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順應了全球科學治理的趨勢。
以東盟為例,各成員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科學資源的共享和跨國合作的能力亟需加強。如果吉隆坡能夠成為科學外交能力建設的核心樞紐,這將為區域內的科學合作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例如,菲律賓和越南在氣候變化的應對上有實際需求,而大馬可以通過這個中心輸出技術與經驗,同時引進國外先進的科學治理模式,從而實現雙向互惠。此次布達佩斯之行讓我深刻感受到,亞洲在全球科學治理中還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因此,這個中心的設立顯得尤為迫切。
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此次論壇上,我深刻體會到跨區域合作的複雜性以及爭取多邊支持的難度。以爭取中國、印度、印尼與日本的支持為例,這四大國家在科技水平、政策優先事項以及國際角色定位上各有側重,如何找到共同利益的交匯點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例如,中國作為全球科技強國,可能更多關注如何在國際科技合作中保持主導地位,而印度則更加註重科技合作為國內經濟發展服務的潛力。印尼作為東盟最大經濟體,對區域合作的興趣濃厚,但資源有限;日本雖然科技發達,但對東盟事務的興趣多集中於經貿合作。
面對這些分歧,區域合作的非常重要,在當下並全球轉型時代,單一國家難以獨立應對所有挑戰。通過科學外交,我們可以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框架,例如聯合研究項目、跨國數據共享平臺等,以提升區域科技整體競爭力。此外,我還與INGSA非洲主席一起探討了全球原住民青年氣候變化峰會的合作模式,希望藉此為非洲與亞洲的科學外交提供借鑑。
通過此次論壇,我更加明確了馬來西亞在科學外交中的潛力和定位。科學外交不僅是技術與知識的共享,更是一種建立信任與合作的藝術。在全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超越國界的限制,將科學作為解決問題的共同語言。布達佩斯之行讓我意識到,雖然前方挑戰重重,但只要目標明確、行動堅決,大馬完全可以成為區域科學外交的樞紐,為全球科學治理貢獻亞洲智慧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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