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必须透过大力发展理工科来提升国家的科研能力,进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大陆已务实的在整顿欠缺经济价值的文科科系,我国政府若不再反思理工人才培育的迫切性,什么先进国、高收入国都只是看到却吃不到的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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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马哈迪在1981年上任后就大力推崇向东学习,要国人仿效日本人的拼搏精神,创造经济奇迹。在他推行的重工业计划,也与三菱汽车合作进行技术转移。但在政策上,他又大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不论在大学学额、商业执照的派发、上市公司的股权分配,透过行政往一边倾斜扶持特定族群。马哈迪嘴里空喊向日韩学习的口号,却纵容政客官员扭曲资源分配的准则,并以缩小政府部门为名,将政府资产转移给私人企业,大搞裙带主义建构本身的朋党,破坏市场效率,也折损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私营化政策也因此埋伏了日后巫统内部发生权力斗争的危机。
马哈迪1.0时期,手握大权,其实有很大的机会进行改革,但却因为考虑个人政治利益,不敢去触踫利益集团的蛋糕,国家因此错失改革的机会。长期沉浸在舒适圈的大马人民也逐渐丧失拼搏精神。因而3D(肮脏、危险、困难)工作即便开出高薪对本地人也缺乏吸引力,而无节制的引进劳力密集与高污染的外资造成劳力短缺,不得已开放大门引进外劳。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结构已无法摆脱对外劳的依赖。
在人才培育方面,为了照顾特定族群升学与就业机会,国阵政府时期的公立大学录取率和公务人员与官联公司的雇用率均向特定族群倾斜。过度的偏坦与行政作业程序上的偏差,造成了大学科研人才的培育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像,加上各种人为因素的干预导致公职人员的选拔与晋升的机制出现偏颇,大大抑制了非巫裔的发展机会。长久下来,为国家人才培育添加障碍。最鲜明的例子是,政府大学不同的成绩衡量标准把众多优先生给排除在外,最终折损的是大学的竞争力,以及加剧优秀人才为他国所用。
国内理工科的学生占总体的比例仍然明显偏低,这点不利于国家在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主因是公立大学人才的培育重文轻理,当然理科的课程较难消化也让大部中学生不敢接受挑战。私立大学也因文科的设置门槛较低,基于营利导向,因而大量开设文商科科系。这种偏离轨道的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政府理应着手去摆正。
我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之所以起飞,乃拜先进国纷纷把劳力密集的产业往东南亚迁徙所赐。虽然让我国很快晋阶中等收入国家,但好景不长,没多久就发生经济停滞,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我国政府在90年代把精力投注在发展劳力密集型的产业,导致高度精密尖端产业一直难以突破,技术和硬实力难以追上发达国家,在业界根本没有话语权,而人才培育政策失当亦是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香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亚洲四小龙自上世纪70年代就积极在布署产业升级,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从劳力密集转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最后成功脱胎换骨。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这些国家对理工人才的大力培养。良性竞争的大学入学资格要求,专业能力的养成,成为上述国家往前推进不可或缺的动力。
当然,开办理工科本来就需耗费大笔经费,建立实验室也需要庞大资源,但增加理工科人才的培育,才能满足源源不绝进驻的外资。政府必须透过大力发展理工科来提升国家的科研能力,进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大陆已务实的在整顿欠缺经济价值的文科科系,我国政府若不再反思理工人才培育的迫切性,什么先进国、高收入国都只是看到却吃不到的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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