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專寫顏色的歌不勝枚舉,若集結成歌單,恐怕可聽好幾年,甚至一個世紀。
然而,有些歌並不以顏色為概念,卻被定性為“黃色歌曲”,這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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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從頭。黃興濤和陳鵬在〈近代中國“黃色”詞義變異考析〉一文中提到,“黃色”在傳統語境中由代表“高貴”與“尊嚴”,在社會環境演變中,轉成與“色情”和“淫穢”之指代並列共存,是中西文化互動的變異產物,卻與西方語詞“黃色新聞”等概念中的黃色原義也有點脫離。
據1918年出版《韋氏新國際英語詞典》,“黃色”也標示嫉妒、憂鬱、怯懦、吝嗇等含義,而反映“色情”相對應的顏色是藍色。考察“黃色”內涵遷延演變史,其實並不長,但要想直接從主淫穢含義的中文“黃色”一詞找到概念來源,恐怕功虧一簣。一切還得回到近代中文詞庫,從相關的外來詞尋找演變軌跡,來自西方帶有“黃色”二字且傳播開來的外來詞,有5個:黃色新聞、黃色工會、黃色國際、黃色組合,以及黃色貿易。尤以前兩個影響較大。
“黃色”語義廣泛運用
所謂的“黃色新聞”,指的是19世紀末報紙發行量出現激烈競爭,報社爭相吸引讀者和增加銷路,採用大字標題,利用彩色連環畫,編造不以事實為依據的新聞,大量報導犯罪、性行為、暴力事件等,“黃色新聞”(Yellow Press)術語由此而生。雖然西方人對這一詞的詮釋各有側重,略顯差別,但捏造、誇張、渲染、聳人聽聞的核心內涵一以貫之,還沒能從中直接推出色情、下流、淫穢的特指語義。來到40年代,已有人將黃色新聞與色情相關的詞彙、事件混用,體現出一種向後者轉化的過渡傾向,導致當時中國人所理解的黃色新聞之負面意義,不僅包括汙衊、挑撥、欺騙,也包括了軟性、輕薄、猥褻、低級趣味等,一般都涉及男女關係、桃花事件。因此“黃色”語義的色情意味得到了充分凸顯。在這之後,“黃色”一詞開始被廣泛運用到刊物、音樂、電影、文學等文化領域:黃色刊物、黃色音樂、黃色電影等等,甚至“掃黃”一詞也問世,其色情含義已經基本定型,“黃色”一詞在一些領域被極端狹隘的“色情”化使用。
不管大權在握者如何更迭,文詞與音樂從來無法自外於政治力的介入。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倡推動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與全球交流日趨頻繁,大批港商奔赴內地興業投資,藝文界百花齊放,各種形態與風格的音樂種類湧入中國,百家爭鳴。截然不同的流行樂元素、敘述聲音、閱聽群體與文化座標,在這個地方彼此震盪,糅雜共存。如此一來,它衝擊了原有民間盛行多年的民族、革命歌曲。當時報刊大量批評這種新穎的音樂形態,認為這是一種沒落文化、將流行音樂裡的情愛作品貶為“靡靡之音”,即“黃色歌曲”。
彼時,一群學者撰文對新曲風展開攻擊,後來結集成著名論文集《怎樣鑑別黃色歌曲》,批判港臺流行樂為“庸俗商品”,敗壞社會風氣。根據論文的內文觀點,黃色歌曲具有以下定義:
●音樂上大量採用軟化、動盪、帶有誘惑性的節奏;旋律多用敘述性與歌唱性相結合的寫法;配寫比較細緻的伴奏;演唱上的處理大量採用輕聲,口白式唱法;以氣裡聲;吐字的扁處理;大量使用滑音,裝飾性顫音;演唱中使歌腔延遲出現和重音倒置。
●此類庸俗歌曲,對我國某些青年男女,實是色情引誘之聲,精神麻痺之劑。
●爵士樂的特點之一,是大量採用切分節奏……狡猾地規避著人們心理上所希望的重音,而強迫人們接受非心理需要的不正常的重音。按照這種節奏來跳舞,就像是神經質的痙攣。
毒化人民意識
論文有個批評例子,是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作者指歌曲“表現悲觀、頹廢、及時行樂思想的歌詞,配上軟綿綿的、在技巧上經過精心處理的‘探戈’節奏的曲風自然十分適應“軟性電影”的需要。這也是這首歌后來在淪陷區被貶為賞識、利用、推廣、當作毒化人民意識的一劑鴉片的原因,它的社會效果是不好的。”
另一個作者也指出這首歌不是愛情歌曲,而是調情歌曲;不是藝術歌曲,而是商業歌曲,是有錢的舞客和賣笑舞女的關係,是舞女勸客人喝酒時唱的。從社會關係本質上講,〈何日君再來〉沒有反映舞女職業的血淚生活,而是流露出對這種生活的欣賞,歌曲本身就是對血淚現實的掩蓋,是對紅燈酒綠紙醉金迷的生活的歌頌,是以醉生夢死來對待現實。
當政治徹底干預了文化,流行樂彷彿從未置身於戰場之外。直至今日,這股影響力難以估計,也有大部分人始終渾然不覺,我們在音樂美學上的偏好,比如有人喜歡抖音神曲,有人厭斥本地的腔嗓,有人譴責帶髒話的歌曲,有人靠攏美式歌曲唱法等等,實際上不一定是天生的,很有可能是被外界刻意引導的文化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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