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你看過紀錄片嗎?是否有留意過紀錄片導演?
這期【新教育】的主角是越南青年導演何黎豔,她用3年時間跟拍北越苗族女子,以紀錄片的方式揭露“搶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
ADVERTISEMENT
“搶婚”文化是什麼?經歷“搶婚”文化的苗族女子命運又如何?現在就翻開【新教育】,看何黎豔如何用鏡頭說故事。
報道:本刊特約 葉蓬玲
攝影:本報 林曉慧
2021年,越南青年導演何黎豔(Ha Le Diem)以一部揭露北越苗族“搶婚”文化的紀錄片《迷霧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成為各大國際影展的新寵兒。這部1小時半的紀實長片,呈現苗族少女在搶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激起各地觀眾共情,更在紀錄片最高殿堂——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奪下最佳導演獎。
今年7月底,喬治市藝術節“女性影展”單元邀請何黎豔與這部作品來馬放映交流。33歲的她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談吐間親和力十足——初次光顧大馬嘛嘛檔,她興致勃勃分享嘛嘛檔與河內印度餐廳的異同、盛讚印度芝士饢餅與咖哩的味道,又主動與新識的朋友聊起對《龍貓》動畫的喜愛。不難想像,她何以能贏得受訪者信任,以鏡頭直面傳統與現代的拉扯、家庭與情感的衝突,編織一部充滿張力的紀錄片。
精準的鏡頭捕捉讓觀眾誤以為是擺拍
“搶婚”是越南少數民族苗族(Hmong)的傳統習俗,男孩會在新年慶典期間,“綁架”心儀女孩,將她藏於家中,迫使雙方家長見面談判,促成一樁婚事。《迷霧中的孩子》(以下簡稱《迷》)正是記錄了主角笛(Di)在霧氣氤氳的北越沙壩(Sapa)度過的13歲到16歲,從天真無邪的童年,到經歷搶婚的3年時光。
何黎豔的鏡頭陪伴笛走過情竇初開的青春期、帶領觀眾瞭解笛的姐姐與母親如何因搶婚而出嫁,還有苗族父母、師長、乃至越南政府對搶婚文化的不同意見。面對苗族女性談及性事的開放態度、見證當地的飲酒文化,乃至笛與家人激烈的爭執,導演毫不避諱,如實呈現。全片高潮,是笛戀愛不久後被男友“劫走”。笛的強烈反抗,使所有人的神經線繃至最緊。
《迷》最突出是它豐富的故事性與起承轉合,打破了“紀錄片沉悶”的刻板印象。特別是導演以精準捕捉突發的搶婚過程,甚至讓一些觀眾誤以為當中牽涉擺拍。在映後座談回應觀眾提問,何黎豔解釋,從不要求受訪者配合鏡頭做事;實際上,搶婚發生前,笛的家人已有心理準備,並向她說明可能的情景。
這側面反映了導演與受訪者間的信任關係。有趣的是,何黎豔本身是傣族人,屬另一少數民族,笛與家人混雜苗語和越語的日常對話,她並非總能聽懂。拍攝後,她得向受訪者確認情況與對話;作品公映前,除了聘請苗族翻譯兼文化顧問,她也率先前往笛的村子播放,確保受訪者能夠接受這部電影。畢竟這可不是一則揭弊報道,而是攸關他族的文化與情感。自《迷》闖入多個國際影展,笛數次與何黎豔一同出席映後座談,雙方情誼一直延續至今。
創作靈感源於生活周遭
作為新生代導演,何黎豔無疑是早慧的,她迄今完成3部作品,每部都在國內外影展收穫肯定。在《迷》之前,她的處女作是大學尾聲完成的20分鐘短片《I Go to School》,講述一名感染HIV的母親獨自撫養孩子、對抗“世紀病毒”的故事,於2013年獲越南電影協會獎短片類“銀風箏獎”。今年,她的新作《Dear Mom》,一部探討北越孩童思念離家母親的短片,則入選了韓國EIDF國際紀錄片影展。
不難發現,何黎豔的創作主題始終聚焦在北越的社會問題,源自於她對生活周遭的觀察與反思。這或許與她新聞學背景脫不了關係。
33歲的何黎豔畢業於河內國家大學新聞系,全職投入紀錄片創作前,曾先後在越南國家電視臺(VTV)與主流報章《越南快訊》(VN Express)擔任記者逾四年,算是圓了兒時夢想。
她對媒體工作的憧憬,始於幼時對村外世界的想像。
何黎豔出生于越南東北部北幹省(Bac Kan)的偏遠村莊。小時候,她會到另一個村子與爺爺奶奶共度暑假。“他們家有個小電視,能收看多個頻道。我記得有個節目,是兩個記者四處採訪、介紹各地的文化習俗。它讓我開始想像外頭的世界。我那時想,記者應該是非常酷的職業吧,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觸許多人。”
這念頭成了她日後離家200公里、到河內讀大學的種子,也是她踏入紀錄片世界的伏筆。
大學時期,何黎豔在同學的鼓勵下參與紀錄片工作坊,自此結下不解之緣。即便畢業後進入媒體工作,她對影像的熱情不減,持續報名參加各式課程,繼而結識了越南重要的獨立紀錄片組織 Varan Vietnam。《迷》的製作人,就是該組織創辦人兼導演Tran Phuong Thao及法籍丈夫Swann Dubus。
相較於新聞採訪,何黎豔認為,紀錄片的難,在於需和主角長時間相處,且每啟動一項計劃,便得研究不同課題。比如,拍攝《迷》時,她就投入學習苗族文化與歷史。
“但我還是很喜歡電影,影像能在數十分鐘內激起各種情感、讓觀眾瞭解許多事情。”
“當記者期間,我遇到很多人、聽了許多故事;但媒體節奏很快,少有空間報導普通人面對的問題、我也不太有時間處理有興趣的題材。”
“我不是一開始就能有明確想法的人。拍電影時,我可以花數個月建立故事的架構、做研究、慢慢釐清自己要說的故事。所以我在2017年辭職了。”
那年,何黎豔因為一個工作坊而來到沙壩老街(Lao Cai),寄宿笛的家中,與13歲的笛成為朋友。這讓她萌生了一個想法:她想用影像為笛記錄“童年的消逝”。更難得的是,笛和父母也同意了這個提案。
她還記得,初次到訪那天,笛的父親到鎮上的巴士站接她後,就直接載她到田裡,“那時大家還在工作。我一放下行李就開始幫忙種稻,然後跟著他們一起吃飯。他們沒什麼吃肉,大多是米飯與蔬菜。”
“笛的家人前陣子告訴我,他們是見我能在村子存活,才決定讓我待下來。其實這種生活與我出生的村子相似,只是苗族住在更高更冷的山上,冬天有時會下雪。”
之後,何黎豔每年到笛的村子住上四五次,每次3周至1個月,但真正開機拍攝的時間或許只有四五天。餘下的日子,她跟著笛的家人一起工作生活,偶爾還受邀出席村裡的紅白事。
當時的她應該沒料到,這會是一趟3年的旅途。
探討如何向童年說再見是拍攝初衷
笛在2019年遭遇搶婚,但那並非電影終點。事件落幕半年後,何黎豔回到村裡,把拍攝期間的誤會攤開談,雙方冰釋前嫌。她繼續跟拍笛,直到2020年7月,她看到了“童年消逝”的信號。
“笛某天放學後跟我說,她覺得自己很魯莽,有時在朋友和聚會上喝太多酒。她怕自己以後也會因酗酒而成為社會問題。以前她不會有這些恐懼。她說了那番話後,我想她已經步入了人生另一階段。我知道我可以停拍了。”
“我的初衷一直是要探討笛如何向童年說再見,搶婚只是其中一件大事,把她一下子推向成長。”
在苗族文化裡,女孩遭搶婚後,大家會將她看作成年人,她必須像個大人一樣思考與溝通。所幸,何黎豔說,隨著教育機會增加、網絡與社媒帶來的資訊流通,搶婚文化漸漸被青年世代拒絕。比起早婚,年輕人更向往完成高中、大學學業,爭取到城鎮工作。
“當然它偶爾還是會發生,但越來越多年輕人,甚至父母都不再接受這傳統,有些更會要求老師或警方介入。”
“我想這取決於當事人所處的環境。若他們能看到生命中還有許多其他選擇,情況就會不一樣。笛的媽媽和祖母沒有機會上學,非常貧窮。但過去10年到20年間,政府開通了許多道路,城鄉得以互相銜接;也廣建學校,擴大網絡覆蓋率,許多事情正迅速改變。”
“雖然網絡也帶給越南少數民族新的挑戰和社會問題,但我想整體情況在變好。”
很多故事想說但不適合做成紀錄片
一轉眼,何黎豔成為獨立電影人已7年。創作之餘,她靠接案為生,有時會協助國外拍攝團隊做研究,製作團隊亦不時轉介兼職機會給她。何黎豔說,河內生活成本不高,尚能讓獨立電影人生存。“我和朋友合組一間小公寓,父母會從村裡寄許多蔬果給我,我的治裝費也很低。”
現在,何黎豔正把新作《Dear Mom》的題材,即北越孩童逃家尋母的現象,發展成劇情短片。她說,這些離家的媽媽有些是到了城市工作,有些則是受不了貧窮和家暴離開了,亦有婦女逃走後已另組家庭。
從紀實到虛構,何黎豔將之視為一個必要挑戰,“我有很多故事想說,但有些礙於倫理界限,不適合做成紀錄片。例如,我們不能去拍攝逃家的孩童、跟拍他們在外頭受苦流浪的樣子,我們首先就該阻止小孩逃家。”
回首創作路徑,何黎豔紀錄的主角多是女性及孩童,“我確實更喜歡與他們合作。他們富有能量,熱愛分享生活。從他們眼睛裡能看見很多東西。”
更多【新教育】: 讓數學有溫度 開啟孩子的數學探索之旅 臺灣學者兼詩人楊宗翰/我喜歡刺一些最極端的問題 新加坡詩人林藝君/對身分感到混亂時 寫詩找出口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