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汉惹化.读懂传奇人物：敦达因

接管财政部

自1970年代以来，他一直活跃于政治、社会和商业舞台上。

1984年7月，敦马哈迪任命他为财政部长时，他并不是巫统党外人士。他上任时，国内正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丑闻。当时的金融危机涉及大马土著金融机构（BMF）、新泛电公司（Pan-El）和信用合作社等。许多银行陷入困境，导致马来西亚金融体系信心下降。他在加入内阁时已经是一位富翁。

《星报》于1984年7月15日刊登了一则头条新闻，标题为“大亨达因接管财政部”。

达因很快面临80年代中期全球金融风暴的全面冲击。当时，经常有外国出版刊物对马来西亚经济状况做出可怕的预测。有一家甚至宣称，马来西亚“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达因当时的财政政策受到了严厉批评。一份新闻周刊如此写道：“马来西亚的经济正急速衰退，政府的财政政策完全陷入混乱”。

达因坚持不懈，做出了艰难且不受欢迎的决定。

“达因：被憎恨、被尊敬、被崇拜”

但政治天空中还笼罩着另一片乌云——1987年的巫统危机。马哈迪受到了东姑拉沙里和敦慕沙希淡的挑战。

当时，巫统正处于重大分裂的边缘，这是该党历史上最大的危机。马哈迪在面对组织严密的对手时，当时号称“AIDS”的三大巨头——（拿督斯里）安华（Anwar Ibrahim）、达因（Daim）和已故丹斯里沙努西（Tan Sri Sanusi Junid）——是他的防御支柱。马哈迪以微弱优势赢得了1987年的挑战。

从那时起，达因就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诋毁他的人说，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但他在1991年离开了财政部，让位给了安华，后者是巫统主席的指定接班人。但达因仍然是巫统的总财务，按照传统，这个职位应该由财政部长担任。

1988年10月，当我被任命为国家语文出版局（DBP）杂志组负责人时，我就萌生了为 《Dewan Masyarakat》杂志策划评选“年度人物”的想法。

《Dewan Masyarakat》是国家语文出版局出版的较为知名的杂志之一。该杂志对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进行了四篇的系列调查报道，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

这本月均发行量为2万5000 册的杂志突然成为畅销书，在我们刊登第二篇时，发行量已达到10万册，这一部分讲述了登嘉楼马来妇女抚养的该名荷兰女孩与曼苏阿达比的婚姻被新加坡法院宣布无效的悲惨故事。

《Dewan Masyarakat》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当时销量最大的娱乐杂志。我们已崭露头角。编辑团队决定由当时的拿督巴杜卡达因担任杂志的首位年度人物。

我们联系了他的办公室，他同意接受采访。朋友们警告过我，他做事严肃认真，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容忍度很低，而且很凶。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采访原定一个小时，但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也做了很多功课，询问了玛丽亚的遭遇，以及1989年春天我是如何偷渡到阿富汗的。在我们发表采访之前，我要求他写一两行关于被我们评选为年度人物的感想。他问，字数多少？我们告诉他，大约百字。结果他写了281字，作为对我们评选的回应。

我给他看了杂志封面，上面写着 “达因：被憎恨、被尊敬、被崇拜”（Daim：Dibenci，Dihormati，Dikagumi）。他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说：“你从憎恨（benci）这个字开始”。

达因与马哈迪和安华

在那之后，我们有了很多次交集。1992年11月，我被任命为马来前锋报集团总编辑。我于1998年7月14日离开该集团，当时正值马哈迪与安华闹翻的高峰期。

在社交媒体时代到来之前，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两家报纸，即《马来前锋报》和《每日新闻》，以及颇具影响力的私人电视台第三电视（TV3）必须清除“安华的朋友”。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达因在我被革职前一个月告诉我，我的职位已经不保。他说：“你必须离开”。

我离开后，见到了他，他的建议很明确：“离远点，离开这个国家。”

我是警方想要问话的安华案的关键人物之一。我和哈比比总统以及他领导的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协会（Ikatan Cendekiawan Muslim Indonesia，简称 ICMI）的许多成员都很熟。我代表安华参与了他们的许多活动。

许多成员都在为我的报纸撰稿，而与他们有联系的报纸《Republika》是《前锋报》的合作伙伴。在烈火莫熄运动的高峰期，很多关于改变的想法都在酝酿之中。

事情稍稍平息后，达因致电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任何组织。我说没有。当时我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香蕉种植者。此外，我告诉他，我还不是“清白的”，对我的污名仍然存在。他表示理解。

但我和拿督卡迪耶辛偶尔会在他的办公室或他最喜欢的八打灵再也占德路（Jalan Chantek）的餐馆里见他。他会点一份脆皮印度煎饼，一半递给任何一位坐在他旁边的人，并要了一杯白开水。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富有的人来说，我们总是觉得很有趣。

有几次，他带我们出城。我们打赌他一定会带我们去马来餐馆（warung），而他确实带我们去了。他会把吃剩的东西打包带回他的私人飞机！说这是节俭！他讨厌浪费。

2014年5月的某一天，我被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塞给我一份手稿。标题是《危机，危机，危机》。他说：“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标题” 。

“我要你把文章看一遍。更正日期和事实。”

“是关于什么的？” 我问。

“办公室会把手稿寄给你，”他说。“这是我唯一的手稿”。

我收到手稿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日期为2014年5月10日的信。简短的信中有一句话：“我想我很可能不会出版，但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记录”。

这是一份怎样的手稿？达因用本身的语言揭示了他与马哈迪和安华之间复杂、独特和微妙的关系。他确实与马哈迪有矛盾，但原因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承认2000年有关达因与马哈迪不和的言论。他甚至谈到了关于他密谋推翻马哈迪的传言。

事实上，引起马哈迪愤怒的并不是外界所说的他试图拯救自己的朋党。而是他在2000 年11月29日鲁乃补选之后写的那封信。在信中，他写到了他所谓的“鲁乃补选惨败”。他提醒首相，只有他（马哈迪）才能重塑巫统。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委婉地提醒马哈迪需要制定接班人计划。马哈迪非常愤怒。

但这就是达因；他总是直言不讳，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相信，真相尽管伤人但能拯救形势。众所周知，他在关键时刻会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人们会倾听。

每个人对达因都有自己的看法

达因与安华的关系同样独特。两人都需要对方。无论在最好还是最坏的时期，他们都相互支持。但1998年改变了这一切。达因认为，马哈迪和安华是互补的。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多年来尽管阴谋论甚嚣尘上，谣言四起，但这并不重要。

达因认为，亚洲经济危机为分歧的积累和爆发提供了一个出口。即便如此，他认为，如果没有政治目的和触发点，这种对立是无害的。

达因在手稿中大量提及安华，大部分都是关心和尊重，就像他们曾经是朋友一样。他不断重复说，他是同僚也是朋友。他对安华的批评只限于专业方面，从不针对个人。

达因对我和他的一些密友坦诚相告，他任职政府期间和之后的那段艰难岁月。当然还有1998年安华被革职后的余波。在他第二次离开内阁后，他真的想远离政治。

但到了2018年，他领导马来西亚杰出人物理事会清理前朝政府留下的烂摊子。

他向朋友坦言，他并没有从中得到安慰。这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工作。他知道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坦言，即使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完成任务本身也是一种满足。

人们可能对达因有自己的看法，但请别忘了他在最动荡的时期为引导国家经济做出的贡献，不止一次，而是至少两次。他还为马哈迪做出规划，以实现他建立一个更加繁荣和公平的马来西亚的梦想。他将永远被铭记。他肯定有过失败，他承认了这一点。

对于我和其他几个人来说，能够看到他真实和私底下放松的另一面，是一种荣幸。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标志性的笑声、冷笑和他最喜欢的脆皮印度煎饼。他当然有很多故事要讲，有些故事他已经带到了后世，有些则记录在他不想出版的手稿中。

愿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