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漢惹化.讀懂傳奇人物：敦達因

接管財政部

自1970年代以來，他一直活躍於政治、社會和商業舞臺上。

1984年7月，敦馬哈迪任命他為財政部長時，他並不是巫統黨外人士。他上任時，國內正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醜聞。當時的金融危機涉及大馬土著金融機構（BMF）、新泛電公司（Pan-El）和信用合作社等。許多銀行陷入困境，導致馬來西亞金融體系信心下降。他在加入內閣時已經是一位富翁。

《星報》於1984年7月15日刊登了一則頭條新聞，標題為“大亨達因接管財政部”。

達因很快面臨80年代中期全球金融風暴的全面衝擊。當時，經常有外國出版刊物對馬來西亞經濟狀況做出可怕的預測。有一家甚至宣稱，馬來西亞“正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

達因當時的財政政策受到了嚴厲批評。一份新聞週刊如此寫道：“馬來西亞的經濟正急速衰退，政府的財政政策完全陷入混亂”。

達因堅持不懈，做出了艱難且不受歡迎的決定。

“達因：被憎恨、被尊敬、被崇拜”

但政治天空中還籠罩著另一片烏雲——1987年的巫統危機。馬哈迪受到了東姑拉沙裡和敦慕沙希淡的挑戰。

當時，巫統正處於重大分裂的邊緣，這是該黨歷史上最大的危機。馬哈迪在面對組織嚴密的對手時，當時號稱“AIDS”的三大巨頭——（拿督斯里）安華（Anwar Ibrahim）、達因（Daim）和已故丹斯里沙努西（Tan Sri Sanusi Junid）——是他的防禦支柱。馬哈迪以微弱優勢贏得了1987年的挑戰。

從那時起，達因就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詆譭他的人說，他無處不在，無所不能。但他在1991年離開了財政部，讓位給了安華，後者是巫統主席的指定接班人。但達因仍然是巫統的總財務，按照傳統，這個職位應該由財政部長擔任。

1988年10月，當我被任命為國家語文出版局（DBP）雜誌組負責人時，我就萌生了為 《Dewan Masyarakat》雜誌策劃評選“年度人物”的想法。

《Dewan Masyarakat》是國家語文出版局出版的較為知名的雜誌之一。該雜誌對瑪麗亞赫託（Maria Hertogh）進行了四篇的系列調查報道，成為全城熱議的話題。

這本月均發行量為2萬5000 冊的雜誌突然成為暢銷書，在我們刊登第二篇時，發行量已達到10萬冊，這一部分講述了登嘉樓馬來婦女撫養的該名荷蘭女孩與曼蘇阿達比的婚姻被新加坡法院宣佈無效的悲慘故事。

《Dewan Masyarakat》的發行量甚至超過了當時銷量最大的娛樂雜誌。我們已嶄露頭角。編輯團隊決定由當時的拿督巴杜卡達因擔任雜誌的首位年度人物。

我們聯繫了他的辦公室，他同意接受採訪。朋友們警告過我，他做事嚴肅認真，對無關緊要的事情容忍度很低，而且很兇。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採訪原定一個小時，但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他也做了很多功課，詢問了瑪麗亞的遭遇，以及1989年春天我是如何偷渡到阿富汗的。在我們發表採訪之前，我要求他寫一兩行關於被我們評選為年度人物的感想。他問，字數多少？我們告訴他，大約百字。結果他寫了281字，作為對我們評選的回應。

我給他看了雜誌封面，上面寫著 “達因：被憎恨、被尊敬、被崇拜”（Daim：Dibenci，Dihormati，Dikagumi）。他露出了標誌性的微笑，說：“你從憎恨（benci）這個字開始”。

達因與馬哈迪和安華

在那之後，我們有了很多次交集。1992年11月，我被任命為馬來前鋒報集團總編輯。我於1998年7月14日離開該集團，當時正值馬哈迪與安華鬧翻的高峰期。

在社交媒體時代到來之前，馬來西亞最具影響力的兩家報紙，即《馬來前鋒報》和《每日新聞》，以及頗具影響力的私人電視臺第三電視（TV3）必須清除“安華的朋友”。

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達因在我被革職前一個月告訴我，我的職位已經不保。他說：“你必須離開”。

我離開後，見到了他，他的建議很明確：“離遠點，離開這個國家。”

我是警方想要問話的安華案的關鍵人物之一。我和哈比比總統以及他領導的印尼穆斯林知識分子協會（Ikatan Cendekiawan Muslim Indonesia，簡稱 ICMI）的許多成員都很熟。我代表安華參與了他們的許多活動。

許多成員都在為我的報紙撰稿，而與他們有聯繫的報紙《Republika》是《前鋒報》的合作伙伴。在烈火莫熄運動的高峰期，很多關於改變的想法都在醞釀之中。

事情稍稍平息後，達因致電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任何組織。我說沒有。當時我是一個相當成功的香蕉種植者。此外，我告訴他，我還不是“清白的”，對我的汙名仍然存在。他表示理解。

但我和拿督卡迪耶辛偶爾會在他的辦公室或他最喜歡的八打靈再也佔德路（Jalan Chantek）的餐館裡見他。他會點一份脆皮印度煎餅，一半遞給任何一位坐在他旁邊的人，並要了一杯白開水。對於一個像他那樣富有的人來說，我們總是覺得很有趣。

有幾次，他帶我們出城。我們打賭他一定會帶我們去馬來餐館（warung），而他確實帶我們去了。他會把吃剩的東西打包帶回他的私人飛機！說這是節儉！他討厭浪費。

2014年5月的某一天，我被叫到他的辦公室。他塞給我一份手稿。標題是《危機，危機，危機》。他說：“我現在找不到合適的標題” 。

“我要你把文章看一遍。更正日期和事實。”

“是關於什麼的？” 我問。

“辦公室會把手稿寄給你，”他說。“這是我唯一的手稿”。

我收到手稿的同時，還收到了一封日期為2014年5月10日的信。簡短的信中有一句話：“我想我很可能不會出版，但我寫這本書是為了記錄”。

這是一份怎樣的手稿？達因用本身的語言揭示了他與馬哈迪和安華之間複雜、獨特和微妙的關係。他確實與馬哈迪有矛盾，但原因並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他承認2000年有關達因與馬哈迪不和的言論。他甚至談到了關於他密謀推翻馬哈迪的傳言。

事實上，引起馬哈迪憤怒的並不是外界所說的他試圖拯救自己的朋黨。而是他在2000 年11月29日魯乃補選之後寫的那封信。在信中，他寫到了他所謂的“魯乃補選慘敗”。他提醒首相，只有他（馬哈迪）才能重塑巫統。

在同一封信中，他還委婉地提醒馬哈迪需要制定接班人計劃。馬哈迪非常憤怒。

但這就是達因；他總是直言不諱，說出自己的觀點，因為他相信，真相儘管傷人但能拯救形勢。眾所周知，他在關鍵時刻會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人們會傾聽。

每個人對達因都有自己的看法

達因與安華的關係同樣獨特。兩人都需要對方。無論在最好還是最壞的時期，他們都相互支持。但1998年改變了這一切。達因認為，馬哈迪和安華是互補的。他們的風格截然不同，但多年來儘管陰謀論甚囂塵上，謠言四起，但這並不重要。

達因認為，亞洲經濟危機為分歧的積累和爆發提供了一個出口。即便如此，他認為，如果沒有政治目的和觸發點，這種對立是無害的。

達因在手稿中大量提及安華，大部分都是關心和尊重，就像他們曾經是朋友一樣。他不斷重複說，他是同僚也是朋友。他對安華的批評只限於專業方面，從不針對個人。

達因對我和他的一些密友坦誠相告，他任職政府期間和之後的那段艱難歲月。當然還有1998年安華被革職後的餘波。在他第二次離開內閣後，他真的想遠離政治。

但到了2018年，他領導馬來西亞傑出人物理事會清理前朝政府留下的爛攤子。

他向朋友坦言，他並沒有從中得到安慰。這是一份必須完成的工作。他知道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即便如此，他還是坦言，即使沒有一句感謝的話，完成任務本身也是一種滿足。

人們可能對達因有自己的看法，但請別忘了他在最動盪的時期為引導國家經濟做出的貢獻，不止一次，而是至少兩次。他還為馬哈迪做出規劃，以實現他建立一個更加繁榮和公平的馬來西亞的夢想。他將永遠被銘記。他肯定有過失敗，他承認了這一點。

對於我和其他幾個人來說，能夠看到他真實和私底下放鬆的另一面，是一種榮幸。我們將永遠記得他標誌性的笑聲、冷笑和他最喜歡的脆皮印度煎餅。他當然有很多故事要講，有些故事他已經帶到了後世，有些則記錄在他不想出版的手稿中。

願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