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薯戰爭：馬來亞“緊急狀態”與霹靂州木薯業者（上）

18歲的蔡增通過媒人的介紹，從中國廣州揭西（舊稱河婆）石頭山漂洋過海嫁給作為馬來亞第二代華裔的丈夫。嫁到馬來亞霹靂這南洋一隅，蔡增每日不是服侍公婆家人，就是在開墾的芭地中進行農務，種植木薯。

山芭的日常是無趣且平靜的，但哪怕再無聊的生活，也好過在石頭山吃不飽的日子。她這麼想著，一邊看著園地裡種的木薯長得欣欣向榮。想起了關當火車路附近的茨廠，她開始盤算著這批木薯收成之後能賣出怎麼樣的好價錢。

我在2019年回到了我的老家──霹靂州的拱橋新村。

在這個年輕人顯得罕見的老人村內，我用著蹩腳的河婆話和老人家談話，聽著老一輩的村民反覆地述說過去。那些彷彿消失在歷史中的過往日常細節被重新從記憶的抽屜中拉出來，曬到太陽底下。他們的話語中有泥土的顆粒、燒芭的煙味、茅草的糾纏、山豬的侵擾，以及最多的──以前吃木薯的日子。

為何是木薯？

我走出屋外，觀察四周景色。村內無事發生，路上沒有行人，平靜無聲，只有些許微風吹動房子邊上的椰樹和茅草。除去居民屋前疏疏落落種上了一兩株用作食物的木薯，這片土地上根本看不出曾是木薯王國的痕跡。

在好奇心的趨使下，我從村民的回憶、過往的報章，和封塵的檔案中，挖掘出了一個又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珠寶，地名，位於霹靂州首府怡保與“皇城”江沙縣的和豐之間。蔡增嫁到的“關當”便坐落於此，當時誤訛轉寫為“朱毛”。彼時尚未有現代化的高速大道，珠寶除了北上太平、檳城，南通怡保、吉隆坡之外，西接九洞，東達丹絨紅毛丹，是不折不扣的交通要道。

珠寶原先錫礦和樹膠產量頗豐，再加上逐漸增加的木薯種植，使得這裡發展迅速，無愧“珠寶”之名。在無數當地華裔墾民辛勤耕種下，木薯漫山遍野，使這裡在當時有“木薯冠霹靂”美名。

在一位老教師的筆下，霹靂州木薯“雄霸全國”，1970年代的霹靂州珠寶地區“種植木薯的範圍延伸到和豐的‘林茂班映’新村，沿途包括拱橋新村有十多家薯較，出產薯粉、薯籤……”1

木薯在霹靂州大規模推廣種植得追溯到1942-1945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

日軍預計馬來亞會被孤立和封鎖而導致食品短缺，於是開始了糧食自給計劃，即“糧食增產運動”（Grow More Food Campaign），鼓勵人們種植糧食作物（包括木薯、紅薯、玉米等）。這項運動被推廣到全馬來亞，自然也包括霹靂州。2

實際上，即便日方不推行種植木薯，很多人也因米飯填不飽肚子而開始種植木薯等作物。這個時候，木薯作為糧食作物之一才徹底走入馬來亞平民餐桌上，改變了此前以米飯為主的飲食習慣。霹靂州木薯種植也在此時打下基礎，加上日本戰敗後馬來亞面臨糧食短缺的局面而增長。

在上述背景之下，開頭那一幕得以出現：從中國南來的女性侍奉著已落地生根的公婆一家，並且在靠近錫礦礦場的森林山芭中開墾，種植橡膠、木薯等農作物。蔡增於1948年來到馬來亞，彼時的馬來亞（抗日之後，緊急狀態之前），華人能夠較為自由開墾土地，隨性地散居在山林邊上。

這些寬鬆的日子最終被一場半個世紀的武裝衝突徹底改變。

（二）

蔡增又一次吃不飽了。

距離上次吃不飽是什麼時候呢？蔡增不願回想起過往在石頭山日據時期下捱餓的日子，但發出的空腹聲響卻實實在在地提醒她現下肚子餓的事實。遷入新村八年有餘，已27歲的蔡增正前往拱橋新村對面的木薯芭場工作，順帶看看能不能挖一點芭場的木薯填填肚子。

儘管丈夫不捨得離開山芭，但是蔡增並沒感到什麼。18歲才來到馬來亞的她對山林沒有多大感情。在老家河婆已飽受日本人帶來的苦難後再沒有什麼能讓她感到害怕，可山芭的夜晚還是讓人不安——日落後的山林暗了下來，樹木之間閃爍的黑暗事物是未知的恐懼。

遷入新村對蔡增來說更有安全感。唯一變化就是前往工作的關當山芭舊家菜園地時需要接受關卡軍警的盤查。

這時的她還沒料到，日後她會有對軍警害怕的一天。

1945年日本投降，馬共因抗日有功而受殖民政府承認成為合法政黨。但僅僅兩年多時間，馬共與英殖民政府的關係惡化。耐人尋味的是，英殖民者在抗日期間為馬共遊擊隊提供的軍事訓練和武器也成為了馬共部隊與英殖民當局進行戰鬥的基礎。3

6月16日，在距離蔡增所在的“關當”十四多公里以北的和豐，一場刺殺悄然發生——和豐連登的路雅菲園丘（Ephil Estate），英籍膠園經理沃克、愛利生和副經理克里斯琴被馬共成員以“破壞（工人）罷工”的理由處決！

廣大的園丘綿延，森林樹木遮擋天空，樹膠和鮮血混雜滲入土地，掀開了衝突帷幕。

從和豐開始，霹靂州其他地區的馬共也紛紛進行“鋤奸”。英殖民政府和馬共徹底撕破臉皮，馬共武裝計劃也不得不提前進行。

這年，正是1948。

殖民地最高長官愛德華·欽德（Edward Gent）立刻宣佈霹靂州進入緊急狀態，至24日時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也進入緊急狀態。4 7月19日, 英國內閣才批准英國駐東南亞首席專員宣佈馬來亞共產黨為非法組織。5 馬來亞共產黨重返森林，吹響了與英殖民政府的戰爭號角。

霹靂州在從緊急狀態伊始就備受矚目——茂密的雨林、天然的石灰岩山脈和複雜的喀斯特地形，使馬共將抗爭總部設在了霹靂州，也導致了霹靂成為眾矢之的。

戰爭初期，殖民當局未能有效鎮壓馬共武裝活動。他們神出鬼沒，沿著野獸踏出的路徑飛快地穿梭在膠園、芭場、雨林、甘榜和小鎮。不間斷的遊擊，反應不及。

從緊急狀態宣佈至1950年初近兩年時間裡，殖民政府在與馬共的對戰中損失慘重。他們將原因之一歸咎為華裔墾民對馬共的幫助，即馬共組織的“民運”。6

（三）

哈羅德．羅登．畢里斯（Lieutenant-General Sir Rawdon Briggs）一下飛機，就感受到手臂的灼熱和悶躁的水汽，這是他第一次來到熱帶異土。他，即將決定這片土地上無數華裔墾民的命運。

英國政府在1950年3月任命他為“緊急狀態”行動總指揮。這位出身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軍官在4月抵達馬來亞，並在研究調查後於5月24日提交了一份題為“消滅馬來亞共產黨組織和武裝力量的聯邦計劃”的政策報告。

該計劃經馬來亞高級專員批准，提交給英國遠東防務協調委員會和內閣馬來亞委員會審議，並最終命名為“畢里斯計劃”（Briggs Plan），誕生了深刻在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記憶裡的新村。

蔡增依稀記得離開關當山芭的那一天，沒什麼異象，也沒什麼預兆——

“收拾好你們的東西，”一位看起來是政府部門的人員這麼告訴他們，“你們要搬離這裡了。”他們就這樣被帶進鐵絲網圍籠內。僅僅一天，精英們的法令打碎了平靜的山芭生活。羅裡載滿墾民和財產，穿過綠色灌木林若隱若現的泥路。那天天氣晴朗，丈夫悶悶不樂。

山芭被遺棄，屋子地基裸露，沒過多久就被新生的茅草掩蓋，被雜草收復。新村裡頭什麼都沒有。沒有以往常見的馬來甘榜，沒有高腳屋，沒有菜園，只有荒草和土地上劃分的四方格。一長列整齊劃一的辜卡兵遊掠，在特定的時間巡視。

“畢里斯計劃”的實施，使森林裡的馬共成員越來越難取得賴以為生的糧食了。住在新村邊緣靠近森林的墾民成為了馬共威脅和籠絡的對象。

蔡增聽聞有馬共遊擊隊在夜深肅靜暗夜無人時越過新村鐵絲圍欄或利用小道潛入村內，而一些居民或基於同情馬共；或不敢違抗馬共，在英軍眼皮下偷運糧食。當時被威脅協助支援馬共的新村村民將裝滿豬糞肥料的桶做了隔間機關，把白米放入其中再偷運出新村。

隨著守在新村閘門關卡的軍警查出幾起這種偷運糧食的案件後，糧食的控制和關卡的檢查就更加嚴格了。一群一群的人被帶走，再也沒有回來。她開始害怕新村的閘門關卡，害怕士兵的腳步聲，害怕自己哪一天也被消失，嗷嗷待哺的孩子失去媽媽。

芭場裡的木薯茂盛地、憤怒地生長；地裡的根莖也越發茁壯。

在近乎糧食斷絕的情況下，有的馬共遊擊隊成員注意到了蔡增和其他農民芭場裡種植的木薯；無獨有偶的是，蔡增等新村住民面對吃不飽的肚皮，也開始打起自家菜園裡木薯的主意。7

（四）

天定茨粉廠老廠主張炳順忘記了很多事件的細節和具體日子。

坐在喧囂的張洲茶餐室內，他皺起眉頭，在我面前反覆思索，努力地想記起具體是什麼日子。遠離了那一天，一切都變得模糊混濁。但他怎麼都忘不了飛機盤旋在天空，又撒下一波又一波農藥和彈藥的景象。

時間回到1955年7月24日。這一天，《星洲日報》報道了一起看似平平無奇的新聞：和豐區有六十英畝的木薯耕地，在沒有告知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有關當局剷平。8 這起報道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幾個月後，人們得知了政府剷平木薯耕種地的原因——當局認為“恐怖分子”（馬共遊擊隊）在缺乏糧食補給的情況下會利用木薯來作為糧食果腹。9

無數賴以為生的霹靂州江沙地區農民和茨業業者這才慌了神，實際上，霹靂州政府早在5月初便發出了禁止種植木薯的通令。

最終在派出代表和政府部門協商後，政府當局同意將夾在和豐和珠寶之間，以拱橋新村為中心的農作物收割期限延至8月初。10 接踵而來的，便是政府禁止珠寶至和豐一帶的農民前往靠近山邊的芭場菜園勞作。11 霹靂州木薯業工會的領導頻頻寫信向霹靂州州務大臣、農業部和福利部等政府部門解釋，但是和豐地區木薯種植禁令卻始終沒有取消。

為何針對木薯，而非其他糧食作物（如稻米）呢？當時作為主要馬來亞經濟作物的橡膠和稻米都被嚴格控制，馬共分子不易獲得；相比之下，剛起步不久的木薯業尚未被英殖民政府注意，直到後來政府“剿匪”過程中注意到馬共將木薯作為食物，加上此前種植木薯的華裔墾民將木薯種植擴張到馬來保留地地段的非法舉動，這才引起了當局注意。

在封禁木薯種植的措施中，除了出動政府部門官員剷除木薯芭場之外，甚至還利用飛機轟炸和空中噴灑化學藥品來破壞木薯種植地。12 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戰場，無意間成為了美國對付越共的經驗吸取之地和實驗場——這其中包括橙劑在越戰的運用。

當時英殖民政府部門不相信木薯業者有關“種植的木薯品種有毒”的說辭。“給部長的請願書中曾解釋有關的木薯種類是有毒的……可（據稱有毒的木薯）是作為食用而種植的‘甜木薯’的變種，因此（這兩種木薯，即黑枝和青枝木薯）可以通過以下方法提取過量的有毒物質：通過長時間煮沸，即使沒有（食用的）吸引力了，也可以完美食用。”在作戰執行委員會一封給農業部長的信件中這般寫道。“因此，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江沙地區作戰執行委員會（Kuala Kangsar District War Executive Committee，縮寫D.W.E.C.）所指的未經許可、非法和不受控制的（木薯）種植園是恐怖分子無法從其他來源獲得糧食當下獲取食物的來源。”13

彼時霹靂州木薯種植業正處於上升階段，肥沃的土壤和易於種植的木薯使得木薯相關製品（如薯粉和碩莪粉）的工業生產線也開始進駐霹靂州，其中不少是來自檳城威斯利省茨廠的投資。

一個悶熱的午後，退休廣南興茨粉廠廠主黃海澄向我談起了他的過往。

年過耄耋，他忘了很多事情，卻忘不了1949年。緊急狀態如火如荼，可他父親卻不知為何安排他從舒適繁華的檳城到霹靂州，要他遠離漂亮的洋樓，閒暇的生活，去到一個未知的“山卡啦”新村開設茨廠——這一去，就到現在。

地板反射出刺目的陽光，白髮老人在懶人椅癱坐著，一句一句慢慢地向我述說當時霹靂州木薯業的景象——木薯產品在霹靂本地加工後運到檳榔嶼出口，或者是原先開設在檳城威利斯省的木薯加工廠進駐霹靂進行木薯產品生產，再運往檳城出口。14

有收集檳城老事蹟的“老檳城”網絡博主在其部落客留下佐證：

“‘檳吉碩莪同業公會’初創於1937年，會址設於大山腳火車頭街。嗣後為擴大組織，改名為‘北馬碩莪同業公會’，會址亦附設於檳城潮商公所之內。曾經主導檳城進出口貿易的幾家大商家，皆聚集在古蹟遺產的商業區，如曾榮豐，唐人街（Penang Street）的廣南興公司，海墘新路（Victoria Street）的德大公司和兆興公司，新發和榮泰昌。除了曾榮豐和廣南興出售本廠的產品和代理新瑞茂廠的出品，其他四家都是代售霹靂和吉打碩莪廊或碩莪較的製品。”15

所以儘管木薯禁令發出，但或許是木薯工會與政府的協商拉扯起了一些效果，使得1956年當局對於木薯種植封殺的政策略有放寬，包括但不限於：在木薯種植區實行戒嚴，用鐵絲網包圍種植園以防馬共分子的“偷盜”16、延長無地契的華裔墾民收割木薯的期限17、保留非法開墾的木薯園18等等。

當時政府內部也面臨對木薯業成為馬共糧食儲備、參與木薯業人口真實性，以及華裔墾民佔用馬來保留地等事爭議不休。19 由此，木薯業取得略微喘息的機會。這段時間稍作放寬的政策，加上木薯能帶來的商機，讓投資者們以富貴險中求的心態前仆後繼到木薯加工業中。

1 見朱宗賢：《怡保城鄉散記》，燧人氏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頁。

2 以新加坡的宣傳活動為例，除了有指導大眾進行種植木薯的農業活動之外，甚至有政府部門成立種植勞工團，並在小學內增加園藝課程等。政府還出版食譜書推廣使用木薯和其他本土食品作為米飯的替代品。日軍政府更為了鼓勵耕種木薯，清理了不少森林保護區和橡膠種植園，向農民提供種子和貸款，鼓勵他們種植木薯。Paul H. Kratoska,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1941-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18, pp259-269.

3 1942年1月10日，馬共領導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一獨立部隊正式成立。而後，又陸續成立了第二獨立部隊、霹靂州人民抗日軍等。英方在新加坡設立了 101 特殊訓練學校，篩選 161 人參加以抗日為目標的 Force 136 精銳力量，其中主要兵士來自英國軍隊、馬來亞抗日軍（馬來亞共產黨游擊隊）、馬來亞本土的軍隊以及其他聯盟國家軍。參見陳平（口述）、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著：《我方的歷史》方山、黃國芬、黃永安等譯，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年版，第186-191頁。

4 儘管馬來亞英殖民政府與馬共武裝部隊的衝突具有戰爭的特徵，但在對於正常衝突官方都採用“緊急情況”的說辭，同時馬共遊擊隊也被稱為“暴徒”、“土匪”、“共產主義恐怖分子”，政府的平叛活動被稱為“反強盜運動”，有關雙方用詞的討論可見Phillip Deery, The Terminology of Terrorism: Malaya, 1948-1952,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Vol. 34, No. 2 (June 2003), pp.231-247.

5 有關英國時隔一個月才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的剖析，可見張祖興：〈英國取締馬共的決策過程〉，《東南亞研究》2008年第5期，第85-89頁。

6 參見林延輝，宋婉螢：《馬來西亞華人新村五十年》，華社研究中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 蔡增，口述2020年8月26日。

8〈和豐區夜廊路六十英畝木薯突被當局剷平〉，《星洲日報》1955年7月24日，第9頁。

9 1955年11月18日一封江沙地區區域作戰執行委員會委員在給經濟事務大臣的信件中提到了為配合緊急狀態而剷除木薯引起的農民抗議，參見“Ban of Tapioca,” December 1, 1955,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1957/0694586W.

10〈吡拱橋村之帝骨孤山石山腳一帶農作物之收穫日期，當局準展至八月初〉，《星洲日報》1955年7月19日，第10頁。

11 “Control of Tapioca planting in Perak, ”February 2, 1956,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p.2, 1990/0008688W；〈朱毛至和豐一帶山區，約一千畝土地禁止農民耕種〉，《星洲日報》1955年11月21日，第11頁。

12 “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p.9, 1957/0694586W.

13 “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Arkib Negara Malaysia, p.9, 1957/0694586W.

14 黃海澄，口述於2020年8月28日。

15 見http://huctan.blogspot.com/2015/09/blog-post.html

16〈怡警轄區膠園及種植木薯區 昨日起實施戒嚴不包括鐵絲網內居民〉，《南洋商報》1956年8月3日，第9頁。

17 〈和豐種木薯者注意無準證乃屬非法 副縣長令年底前收割〉，《南洋商報》1956年8月17日，第9頁。

18〈朱毛和豐木薯園可保留至正月底〉，《南洋商報》1956年12月23日，第12頁。

19 “Tapioca Cultivation,”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Arkib Negara Malaysia, p.12, 1957/069458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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