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下）

此外，在缴获的马共营地内发现半吨之多的木薯和薯粉使得殖民政府当局再次紧张，并且企图继续执行封禁木薯业的命令，并以泰国木薯来取代本地木薯产品，以断绝马共分子获得食物的可能性。早在1946年12月7日，北马硕莪同业工会或许可能收到风声，并在与农业部长协商的信件中称，政府“试图通过征收沉重的出口税摧毁霹雳州和丰地区的木薯种植园来扼杀木薯种植”，而他们认为政府封禁木薯种植和茨粉工业的其中一个理由便是“为共产党恐怖分子提供了食物”。21

对此，硕莪同业工会也和两年前霹雳木薯工业联合会所辩解的一样，认为加工成茨粉和硕莪的木薯种类并不适合食用。

他们可能不知道；又或是有意隐瞒一样事实：根据退休农民蔡增和张谷妹的回忆，她们在种植木薯的时候都会种上两个品种：一是有毒的黑皮木薯（黑枝）或绿皮木薯（绿枝），二是无毒的红皮木薯（红枝）。

黑枝由于枝干较为瘦弱，容易被吹倒，因此她们选择在种植黑枝的田地边上种上枝干更为粗壮的红枝木薯作防风之用。缺点在于边上的木薯容易被人挖走——更有传言是那些“藏在山上的马共”下山挖来充饥。

当然，她们自己也会挖来吃。只是不管上头是不知道还是隐瞒，木薯从业者与政府的协商仿佛又回到了起点，但有所不同的是，考虑到木薯业巨大产量和未来发展的潜力，这次政府当局有了新的考量。

（六）

1957年8月31日，吉隆坡独立广场响彻三声的口号，昭告着马来亚摆脱殖民地的身分。

独立后首要任务，仍然是铲除藏在森林里抗争的马共势力。

有了此前“华玲会谈”的经验，新任马来亚联合邦内阁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拒绝了与马共再次会谈的建议，并强调杜绝马来亚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的合法性。22

为了配合首相的豪言，当局决定加快根除马共武装分子的战略。这届新成立的马来亚政府再度展开断绝马共粮食的作战，于是“姜行动”（Operation ginger/gerakan ginger）和“星行动”（Operation bintang/gerakan bintang）便在12月13日由霹雳州战争执行委员会（SWEC）指示下诞生了。23

当年，15岁的年轻农民张谷妹在劳作回家后看见自家斜对面的住户忽然进行装修，似乎正修起高大的烟窗。打听之下，她才知道原来是原先坐落在关当的“新民”薯粉厂应政府命令要搬迁进新村内。

“冤枉，”她叹了一口气，含糊低声道，“之后灰尘又要变多了！”

她望向正在搭建中的，未来将用来排出烧柴烟火以烘干薯粉的烟窗，心想着薯粉厂建好开工后自家灰尘会增加不少，可有得她好打扫了。24

早些时候，即1958年1月16日，霹雳州州务大臣雅莎里、霹雳州总警长袁凌悦、新闻处处长霍华德等人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记者会上，他们宣布了这项政策的实行，公布了作战计划，即“姜行动”和“星行动”，着重强调了“霹雳州的木薯淀粉工厂已成为恐怖分子的日常粮食供应来源”这一消息。25

“从抓获的恐怖分子手中取得的文件来看，（目前他们的领导）敦促他们（马共）寻找木薯，并将其作为主要食品。”在发布会上，新闻处处长霍华德这样说道。

他们展示了一项政府部队的“发现”：恐怖分子曾从木薯加工厂获得大量木薯粉。这样一来说明了马共除了盯上木薯的主意同时，也看上了其衍生工业制品——茨粉。

“去年8月，一支安全部队在丹绒红毛丹一家工厂附近伏击了一个由10至12人组成的土匪团伙，随后找到了半吨木薯粉。”在发布会上新闻处处长如是说。他引用政府特种部队的说法，声称这是“恐怖分子在一个多月内第四次从工厂获得面粉（薯粉）”，并称霹雳州的（木薯）工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反恐战争的麻烦来源”。

各大报章纷纷报道了这场记者会，而木薯作为粮食的问题也正式摆到明面上。26

虽然早在1957年就有马来报报道“战争委员会告知木薯工业面临马共威胁”的新闻27，但是大规模宣传马共对木薯业的危害还是以这场记者会为节点。这次的记者会同时也向公众宣传两项断绝马共粮食的计划。28 不管是中文报，还是此前对木薯业没有关注的英语报和马来语报，都纷纷在这段时间内大规模报道上述新闻。

记者会上，发布者们还提及了作为第二阶段“禁食行动”（Food Denial）的“姜星行动”。“姜行动”涵盖了怡保、珠宝、和丰和江沙区域；而作为辅助，“星行动”则涉及了华都牙也和端洛警区，两项行动涵盖面积1200平方英里，人口12.5万。29 “姜星行动”以“食物断绝”为重点，最大限度协助政府自卫队在丛林边缘及其内部进行巡逻、搜索和伏击。

这些区域内实施的条令大致如下30：

1.每周执行粮食配给：粮食购买受到管制，只能在接收居民登记的商店内购买。

2.集体炊食（大锅饭）

3.24小时监查警区所有出入境点，定期检查商店的销售和库存记录。

4.控制木薯种植、碾磨、储存和运输：搬迁重组木薯加工厂，并在设置茨厂的区域设立安全部队以作监督和保护。加强木薯业执照颁发的条件31，此外还在木薯种植区和丛林边缘之间建立一个“危险地带”，加强监控防治马共游击队成员，设立下午4点至隔日凌晨6点的宵禁。另外，如有木薯失窃的时间必须立刻向政府报告。32

5.在个别耕地或园地张贴标志以表示所有权：否则耕地和其中的农作物可能会遭到执法部队的破坏。33

6.控制和限制穿过警区的主要道路：特别是载满物资的车辆，当局选择将其拦截或转移至次要的道路绕过警区。

7.加强对限制物品（如粮食、药物等）的控制品措施；限制流动小贩等等。

上述姜星行动诸多条令中，最令人注意的当属第四条——控制木薯种植、加工与运输。

政府下令搬迁重组木薯加工厂，使得木薯从业者不得不花费一笔不菲的费用来进行搬迁工作。在霹雳州珠宝至和丰之间的区域，除了义和兴、曾荣丰、南荣、广南兴、泰昌泰安五间规模较大的薯较厂之外，有10间的茨厂搬迁至“新村内或在指定之地点内营业”。34

这些木薯厂原先散落各地，而在姜星行动之下，政府得以方便监管和“保护”。这也是霹雳木薯工业联合会所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了，中霹雳共有48间木薯厂，而仅有16间需要搬迁。35

与对木薯厂厂方展现出较为和缓和态度不同，殖民政府在针对底层华裔垦民更严格。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木薯的“非法种植”。非法种植的木薯是难以监控的，霹雳州土地局针对非法种植共有两种措施：一，给予农民申请临时地契执照、二，给予限期让农民收割，否则一律由当局铲除没收作物。36

行动期间，作战委员会只给下列地区有限颁发木薯种植营业执照：沿着和丰至新榜也郎和叻沙沿路居住的311户人周边607英亩土地；林玛班央周边200亩土地；新榜也郎周围30亩土地；和丰竹芭周边20亩土地；新沙叻周边的60亩土地，所以总计917亩田地是合法种植的。

当局思路是，既然已经在和丰地区实行了严密的行动，那在政府的监管之中，种植木薯将“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37 尽管如此，监管之外的地段政策朝夕令改，如珠宝至九洞的路段被下令不准种植可食用木薯和其他粮食作物，有毒的黑枝（乌梗）除外38，而拱桥新村对面芭场原先被允许种乌梗木薯，后又被勒令不准耕种任何有嫌疑的粮食作物，包括被认为有毒的乌梗木薯。39 华裔垦民在政府内部对木薯摇摆不定的看法中备受煎熬。

对于拱桥新村及周边新村从事木薯种植的农民而言，姜星行动带来的不仅仅是种植木薯的不稳定性和风险的提高，更麻烦的是原先就有的食物管制变得更加严格。

村民在出外劳作时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尤其早期尚不能带米饭粮食出村。但田地劳作需要大量体力，因此农民只好在肚子饿的时候就地挖自己在边上种植的木薯来填饱肚子。蔡增告诉我，当时她们拿“火水桶”放水烧火煮熟木薯吃，并且要注意不被巡逻的军警看到，也不能把木薯带出芭场外。木薯作为管制品，在没有政府发放的手令下，是不能随身带着的。40

有调查显示，当时的失业者以木薯为生，41甚至发生过因分配米粮不足，饥饿难耐去挖木薯而被逮捕的事例。42

“那时候肚子饿了能怎么办？只好在菜园挖木薯吃咯！”43 蔡增和张谷妹等亲历者在多年后回忆起当时吃不饱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对于那时候的村民，木薯与饥饿牵扯在一起，不可谓不深刻。

（七）

马共真的如政府所说般食用木薯吗？

去年年初，我辗转寻访到了曾是马共游击队成员的C先生。

他依旧记得自己为何加入游击队——少年的他见识了英军对马共游击队施加的“终极侮辱”，使得他幼小的心灵获得极大的震撼，被在酷刑之下仍不降的游击队勇气洗涤，让他多了“想要成为那样勇敢的人”的理想——为理想牺牲的理想。

风风火火的交谈中，我察觉到他对木薯的印象不在于“吃”——在“在森林里吃什么”的话题间几乎没什么木薯的影子，仅有的是提到木薯芭场作为联络点。我好奇地询问他当时候霹雳州木薯芭场这么多为何不去挖来吃，他告诉我木薯芭场靠近军警监控地区，贸然前去挖有被抓的风险。

无论是我所交谈的前马共游击队队员，还是相关游击队员所出版的回忆录，都很少提到他们会去木薯芭场挖木薯吃，只有三三两两散见于书中。对于木薯的记忆，除了作为粮食选择之外，更多的是种植木薯的芭场作为联络点和交通点的回忆。

“马共食用木薯”的说法来源于政府的宣传以及亲历者的回忆，但是在马共相关回忆录并没有提到1945年紧急状态期间有挖掘华裔垦民种植的木薯充饥的举动，而也有的只是“证明马共游击队有挖木薯”吃的旁证而已。

根据马共书籍里头的回忆，尽管在第二阶段紧急状态时期马共游击队曾以木薯芭场作为联络点，但在粮食供应上的木薯，实际是土著，也就是“阿沙”（居住在森林里的土著）的手中获得44，以及游击队队员在森林间隙营地里的耕种。45

有少部分游击队队员会去挖华裔垦民种植的木薯，不过风险太大，容易被巡逻的军警发现。

英殖民政府对于马共食用木薯的“结论”或许是一场误会——在“剿匪”时发现的木薯应大部分为土著所供应或游击队队员自己的耕种，却被误以为源自华人垦民的木薯芭场。

本着“有杀错没放过”的理念，与对无法完全封禁马共粮食来源的焦虑作祟下，殖民政府选择封禁华人木薯业，同时利用此事整顿霹雳州不受控制的非法木薯种植问题。

就结果而言，政府对付马共的策略是相当有效的。在姜星行动和其他行动的配合下，1957年左右，面对日益难取得的粮食和政府特务势力的渗透46，马共被逼迫得考虑将整支游击队送到印尼以保存实力，准备来日东山再起。47 1960年7月31日最高元首宣布马来亚政府紧急状态结束，政府与马共对垒的军事行动也告一段落——直到1989年12月马来西亚政府、泰国军方和马共签署了三方的和解协议（即“合艾和平协议”）后，才正式结束双方对峙。

几乎各大报道都认为姜星行动的实施是有效的，政府部门的官员自顾自地认为马共无法取得华人栽种的木薯，饿着肚子的战斗力比不上兵强马壮的政府军队。霹雳州种植木薯的普通华裔垦民则是在军警的监视中度过战战兢兢的日子。

蔡增和张谷妹都记得牛高马大的“咕噜卡兵”（辜卡士兵）。在搬进新村后，蔡增的孩子接二连三地生下，也生出了蔡增对未来的忧愁。每每这种时候，她就会回想河婆石头山饥饿的日子——至少现在还能有口饭吃，她自我安慰道，“最不济就吃菜园里的木薯”，她又这么想着。就这样，在精英的政策和法规下，勉强算站着把孩子给养大了。

1959年霹雳州州务大臣宣布姜行动所在的地区取消集炊制和交替宵禁时间48，并且作战委员会允许一些在行动内被封禁的木薯粉厂和米粮店回复营业。49 新村住民生活才得以好过一些，直到隔年紧急状态的结束。

六十余年过去，现在是2021年一个普通而没有战争的平凡日子。我坐在蔡增身旁，听着她从一开始避而不谈过往日常，到絮絮叨叨说起木薯种植和昔日新村生活的二三事。在她几十年的生命史中，她经常或有意或无意忘却不快的事情，但今天却被一个好奇的后生仔给一件又一件翻出来。

“那又怎么样？” 已经鲐背之年的蔡增对我在谈天中询问她过往的生活表示不解。我顿了一顿，一时半晌居然想不到如何回应她。

“这些全部都过去了。”她突然笑了起来，不再说话，静静地望向窗外。

此刻阳光普照，椰影婆娑——正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20〈副县长接见木茨业代表 决执行迁移茨较计划〉，《星洲日报》1957年9月28日，第9页。

21 “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1)Tapioca production in Malaya 2) Econimic Value of Tapioca Flour, July 2, 1954,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p.6, 1957/0694586W.

22 1955年12月28日，马共成员和政府官员在华玲官立英文学校展开谈判。出席的马共代表有总书记陈平、陈田和中宣部部长拉昔迈丁。另一方的代表是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华人公会总会长陈祯禄爵士和新加坡首席部长大卫·马绍尔。谈判的目的是结束双方之间的冲突，但是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政府代表拒绝了陈平提出的所有要求，谈判失败告终。

23 霹雳州作战执行委员会（SWEC）是由霹雳近打江沙作战执行委员会、江沙作战执行委员会和华都牙也作战执行委员会三个原先相对独立的作战执行委员会合并而来，见Yuen Yuet Leng, Operation Ginger, Vinpress, 1998, pp: 94-96.

24 张谷妹，拱桥新村，口述于2021年3月28日。

25 “No more tapioca on tap for terrorists,” 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18, 1958.

26 参见 “Perang Melebor Komunis,”, Berita Harian ,January 17, 1958；〈吡当局杜绝马共粮食供应，昨展开姜星两项行动〉，《星洲日报》1958年1月17日，第9页；〈吡叻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杜绝木薯流入马共手中 州务大臣宣布集中木薯工厂理由〉，《南洋商报》1958年1月17日，第9页。

27 “Kilang2 Ubi Kayu di-Perak Hadapi Susah,”, Berita Harian ,September 28, 1957.

28〈中吡“姜行动”条例〉，《星洲日报》1958年1月19日，第11页。

29 Yuen Yuet Leng, Operation Ginger, Vinpress, 1998, p.94.

30 这些条令之后虽然有所修改，但是大体变动不多，参见〈吡中作战委会主席宣布姜攻势区条例修正〉，《星洲日报》1958年7月13日，第11页； Yuen Yuet Leng, Operation Ginger, Vinpress, 1998), pp: 106-108.

31〈姜星行动地区经营木薯较须领取礼申（lisence）〉，《星洲日报》1958年3月19日，第11页。

32〈中吡作战委会警告农民失窃所种粮食必须报告 否则可能遭罚及取销地契〉，《南洋商报》1958年6月22日，第11页；〈姜攻势地区农作物如遭受盗窃毁坏，须即向当局报告〉，《星洲日报》1958年6月22日，第12页。

33〈朱毛耕地须竖牌书明耕者姓名住址〉，《南洋商报》1958年1月5日，第9页。

34〈朱毛和丰一带十家薯较 当局限期今明搬迁》，《星洲日报》1958年1月16日，第9页。

35 原定搬迁十七家木薯厂，但协商后缩减为16家，参见〈政府配合姜星行动 和丰及朱毛茨粉厂十七间遭当局令迁〉，《南洋商报》1958年1月22日，第10页；〈叶英华文涉结果，朱毛和丰木薯厂仅十六间须迁徙〉，《星洲日报》1958年1月31日，第11页；〈朱毛和丰卄余家木薯厂准予展期迁徙〉，《星洲日报》1958年1月22日，第12页。

36 〈矿地非法种植木薯当局限一月内铲去 如不照办将没收矿地契〉，《南洋商报》1958年1月31日，第11页。

37 Control of Tapioca planting in Perak, February 2, 1956,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p. 2, 1990/0008688W.

38〈九洞朱毛路禁植农作物 但准种乌梗木薯〉，《星洲日报》1958年4月24日，第11页。

39〈近打和丰交界拱桥对面当局再禁农民耕种，已栽种者须即收割〉，《星洲日报》1958年9月5日，第10页。

40〈姜星攻势实施以后村民感受诸多困难〉，《星洲日报》,1958年1月25日，第11页。

41〈六月份劳工报告惊人披露失业者靠木薯度日 当店生意一枝独秀〉，《南洋商报》1958年8月3日，第13页。

42〈饥饿难挨迫窃木薯 警戒后释放〉，《南洋商报》1958年11月18日，第12页。

43 蔡增，拱桥新村，口述于2020年8月26日。

44 21出版社编辑部：《霹雳河畔的战歌——人民军第五突击队的战斗历程》，21世纪出版社2020年版，第193-195页。

45 马来亚特种部队在“清剿”的过程发现了马共种植的木薯，在一些霹雳州马共成员的回忆中也有种植木薯的说法，参见〈吡成功行动区发现马共营寨〉，《南洋商报》1959年5月22日，第9页。

46 比如一项被称为“Q计划”的秘密行动，派遣了伪装成马共分子的间谍、或已经投降的马共成员混入或回到森林里的马共武装部队中说服了马共人员投降。此外还有1953年发展的特种作战志愿部队（Special 46 Operation Volunteer Force，简称SOVF），由投降的“敌方人员”，即前马共分子和其他选定的志愿者组成，回到丛林说服他们的前同事投降。见Shamsul Afkar bin Abd Rahman, “History of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In Malaysia”, master’s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3, pp.41-42.

47《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年，第359-360页。

48〈吡州务大臣昨日宣布姜行动区成为选择区取消集炊制缩短宵禁时间 十二万五千人生活较自由〉，《南洋商报》1959年4月21日，第10页。

49〈和丰木薯粉厂获准恢复营业〉，《南洋商报》1959年6月26日，第11页；〈和丰惹郎至叻沙军用路西边边作战委会经准许种蔬菜，七间米粮店获准恢复营业〉，《南洋商报》1959年7月9日，第10页。

相关稿件：
木薯战争：马来亚“紧急状态”与霹雳州木薯业者（上）
《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