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恆 / 紙頁留影，大城小鎮的時光印記

◢鐫刻地方的繁榮與變遷

心理學有個奇妙現象名曰“門口效應”（The Doorway Effect），當我們穿過門口從一個環境進入另一個環境，會突然忘記了原本想做的事情。大腦根據情境來對記憶進行分區，反過來說，空間替我們記住了一段回憶。

《隆情歲月》的吉隆坡在歲月輾轉中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書中談起很多地方軼事，讀者通過李系德的追憶，瞭解Desa Petaling緣何取名大城堡、Jalan Hang Lekir原名為Cecil Street、蘇丹街附近的鬼仔巷、榴槤巷、煙鏟巷等小巷的歷史背景……齊克果：“生命要往前看，卻要向後才能理解。”當我們理所當然地穿梭今時今日雪隆區的大街小巷，這一本書能讓我們慢下步伐，從層層掩映的歷史迷霧中，照見隆城的舊日光彩。

當然所謂的過去，也不盡然只是光彩而已。李系德拾憶五一三那一夜，半山芭的大華戲院正播放著《負心的人》，而他則到金華戲院看《窗》，書中以第一人稱記載當年的險象環生：“戲還未放映完戲院就開門放所有的觀眾出去了，我還蒙查查，不知大馬發生了種族衝突暴亂，失魂落魄隨著人群亂闖趕回家去。走到半路，就聽到身後響起連串機關槍聲！真的是險死還生，執番條命！”作者也耳聞當夜，他的嫂嫂孃家所有人都逃到默迪卡體育場的看臺避難，而嫂嫂妹夫還在逃命路上遇見暴徒翻車燒車，所幸求救鎮暴隊才撿回一條命。全書寫得不多，但這些記敘無疑是歷史的證言之一。

那些被時代淘汰，被今人遺忘名字的舊地，通過作者的文字逐一回歸鮮明。套一句作者的話來說：“五十年來的滄海桑田變化，簡直變到連佢阿媽都不認得出了！”曾在網上看過一系列攝影作品，將不同時代，同一個地方同一個角度的相片，通過技術加工、重疊，起到古今對照的效果。如果以這種形象思維閱讀《隆情歲月》，我們可以看到如今的IKEA與MyTown是Cochrane Road School未搬遷前的原址；星光熠熠的Pavilion以前是廣藝戲院（戲院的英語招牌正好也是Pavilion）；Concorde Hotel原名是Merlin Hotel，改名後竟然迎來天王巨星邁克·傑克遜；半山芭監獄擁有世界上最長的壁畫，從高處可以攝得男囚犯露天集體洗澡的“肉照”，如今監獄成為LaLaport購物廣場，李系德笑稱——會不會有“陰魂不散”的隱憂呢？

鏡頭轉向北馬，陳志鴻又是如何在《昔日》描述島上的往日景象呢？

善於寫生的陳志鴻，通過仿若細筆畫的筆觸，重新佈置記憶現場，讓讀者重回島上那些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戰前老屋——

那老印務廠是屋身深長的戰前老店屋，屋裡有一條乍看顯得陡峭的長梯，卻又充滿仁慈的考量，中間設有彷彿休息站的平臺，讓人可以稍微停步一下，再爬未竟的梯程。手沿著樓梯扶手上去，一路都是精緻的寶藏欄杆，到了樓上的L字欄杆，都還不忘應該堅持著一份莊重典雅。樓上共有三四間房間，他們只用掛有布簾的一房，一個安有一張單人沙發跟一張雙人沙發的小偏廳。跨過屋尾一道門檻，那是有遮棚的陽臺，附有廁所浴室，還有一個小廚房，裡邊有一張原形雲石飯桌（這是後來記憶才補上的物件），她去世的16年後，我造訪於姨婆家驚見古雅的一桌，就聽她馬上說，這是從姨婆家搬過來的。

◢濃郁喧鬧的市井氣息

學者楊彩傑為香港作家黃可偉《偽雙城繪圖志》寫的序中提到：“時代步伐下，人和事不可避免地急速轉變，甚至消失，用懷舊把這些消逝之物放置在記憶之中，這可以是一種抵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那句：記憶，就是一種抵抗。而且，懷舊不僅僅是記住了那些消逝之物，它還讓人們從過去之中汲取溫暖而堅強的人性力量，以此作為對城市文明及其衍生出來的價值觀之反撥。”

在地書寫的意義之一，便是通過成長經驗與環境的緊密扣連，讓未來讀者想像往日的生活場景。

《昔日》回顧了許多在地事件，比如1983年光大失火；同時也聊到從前的社會風氣。作者形容，80年代的檳島，毒品與私會黨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從前，在德順律的童年，我媽喊了一聲，快關窗關門，即知外頭又是私會黨械鬥了。風雨過後，可以開門驗收街上車窗被砸碎多少。”

〈一日五餐的市民〉則生動刻畫檳島的美食文化——一個T字路口，往右轉有咖喱面、炒粿條、曼煎糕；左轉則有炒果角與粿條湯。作者以古鑑今，對庶民文化的改變提出觀察，認為以前一條街就能承載一個人所有的生活需求，如今的社會則是“將家居工作購物三分化，讓自己在不同時段出現在不同空間裡邊”，所以人們需要一直開車，少了童年的市井氣息。

這3本書的作者當中，以李系德的資歷最老，我們從他的分享中回到上個世紀，窺探首都人的娛樂生活。那年代的電影院公告是用毛筆書寫的，而夜總會竟然可以請來鄧麗君、梅豔芳、譚詠麟、費玉清等巨星。讀到南苑可以觀賞脫衣舞，或是看馬來舞娘跳Ronggeng舞時，難免要感慨社會風氣日趨保守。

George Eliot（喬治·艾略特）曾經寫過：“如果我們沒有在童年時與大地共處，我們不可能如此深深愛著這片土地。”書寫土地者因為生於斯，長於斯而對一片土地愛得更加深沉，想要窮盡文字之記敘能力，留住一座城。然而，當一條老街被迫讓路給發展工程，就像傳統文化逐步被膚淺的娛樂消遣所取代，除了回味，我們還能替一個地方展望什麼樣的未來？

臺灣有河book店長曾在檳城的某個講座說過：“如果你不知道要開怎樣的書店，不如先想想你要在哪裡開。”一個地方總是需要一家書店的，《南邊》的蔡老闆經營的正是這等文化事業，On The Road Café除了賣蛋糕與咖啡，同時也賣書，舉辦藝文活動比如“南邊有光在居鑾”與“居鑾起風了”。

人到中年的他開始思考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如何描述一座和伴侶和孩子日夜生活棲息熱愛的小城，也就是在描述我和這世界的關係了。”因此，他的文字承載的，更多是他對目前生活與居鑾這座小鎮的熱愛。他39歲遷回居鑾，就是為了“老茶室的小食手藝、新村巴剎的人聲鼎沸、各類社區文藝活動的蓬勃”。

他對居鑾這座小鎮始終保持展望向前的姿態，所以繼續深耕這裡的文藝氣息，以期“讓散落四處的星子趁機回來小城一趟呢，回來觸碰小城的心靈脈動，或僅僅只是回來向比我們更年輕的孩子們，說一則遠方的故事，也行。”

◢我們都揹著故鄉上路

或許我們都得離開，但正如香港作家葉梓誦讀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後所感：“原來不論我們走到哪裡，也躲不過這件事，我們總得要從原初的城市出發，總得將她與遊經的城市並置，從對比中看出差異，才瞭解新的城市，新的故鄉。”我們終究逃不過家庭，逃不過故鄉在我們身上投射的陰影。陳志鴻離鄉多年之後感嘆：“我終究活在陳家的傳統裡邊，所有的反抗只是迂迴的迴歸。”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回來，或是敢於回來，因為近鄉情怯，無法接受畢生珍愛的舊城終將面目全非。少小離家老大回，故鄉成他鄉，一切都不一樣了，更叫人傷感的是，我們徹底與這片土地斷絕連繫，就像陳志鴻母親離島多年後回到喬治市點了滷麵，吃後竟然腹瀉。

所以，故鄉書寫是不是戀鄉者凝定舊城風貌的重要手段之一？好似那個由馬哈迪1987年埋在The Mall的時光膠囊，一百年後重新挖出來，其中信息對當代的人們還有意義嗎？在時光的輪轉中，其所回顧的內容會否與現實有所出入？

關於這些問題，想起王盛弘早就寫過——我想到記憶，記憶也像雪佛，終究要坍塌，毀滅，消融於無跡，我卻用我的文字，不知靡費地為它妝點瓔珞，為它打造佛龕，為它起建院寺，到最後，雪佛不見了，只剩下文字，文字取代了雪佛，成為記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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