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民众都有同感和纳闷,反正索偿率低也涨,索偿高也涨,欲“加”(保费)之罪,何患无辞乎?几乎都由保险公司说了算,而投保人只能在粘板上任人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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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医药卡保费高涨风波!
还记得大约4年前当疫情爆发非常时期,许多投保人尤其退休的乐龄人士却屋漏偏逢连夜雨,接获各自保险公司的医药保费涨价通知书。
那不是一般的消费通胀幅度,而是非常离谱到几乎完全没有顶限的倍增上涨数额,包括捍卫大马保险消费者权益运动当时接获的最高投诉个案是在10年内上涨10倍,犹如变相迫使健康状态最脆弱的人们投保多年后断保。
当时许多人都有一个不解的疑惑,因为在那个冠病非常时期,大部分非冠病病人都纷纷对医院却步或延迟治疗,以避免被冠病感染。再加上当时冠病作为新的全球传染病,并不在大部分保险公司的受保范畴。所以根据大马寿险公会当时所公布的2020年官方数据,各保险公司的医药卡索偿率也比平时下降了8%或超过4亿令吉。
但我们何曾看过保险公司为投保人稍来调低保费的喜讯?
如今事过境迁再看到一大批医药保费暴涨个案,包括相关保险公司又提出了几乎千遍一律的2个理由,不是指投保人索偿率增加,就是指私人医院医疗费通胀。
相信许多民众都有同感和纳闷,反正索偿率低也涨,索偿高也涨,欲“加”(保费)之罪,何患无辞乎?几乎都由保险公司说了算,而投保人只能在粘板上任人鱼肉!
至于说把责任推给私人医院,我想反问,是谁先为了拼自身业绩进行误导性促销,向民众兜售许多非常诱人、华而不实,乃至终身没有上限(whole life unlimited)的医药卡福利配套?
自己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给私人医院,然后又怪后者不断调高医疗费?这岂不讽刺和矛盾吗?
还有另一最严重的合约精神和企业诚信、操守问题。
保险是个非常专业的金融领域,每个保险配套的设计包括保费和福利的制定,都是经过保险公司旗下一批精算师的严谨风险评估,最后才通过保单跟投保人达致书面协议。
投保人当时也根据本身经济能力,量力而为购买了有关保单,以适当地保障本身或至亲的风险。
结果有些个案的保单才买了短短1年,保险公司竟然马上不认账,推翻本身的保单协议,包括本身精算师所专业评估的各个年龄层涨价数额图表。然后单方面蛮横地推出一个保费倍增的全新年龄层图表,要投保人照单全收。
若这不是毁约或误导,那是什么?有哪个投保人会没有受骗感觉?但为什么保险公司总是在这方面有恃无恐?
只能说在金融服务法令底下的最主要监管单位国行严重失职。即便许多投保人已向当局多番投诉,即便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涨价都需经过当局同意。
但就像上述保险公司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给私人医院的情况一样,国行也犹如开了类似的一张空头支票给各保险公司。这些年来不管他们要涨价多少,不管有没具体数据支撑,反正把反暴利法搁在一旁,批就是了。
这也是促使我们在代表投保人展开下一波司法行动挑战有关不合理保费涨幅时,除了一贯地起诉相关保险公司,也决定起诉国行的主因。以迫使他们向民众透明化公开交代整个保费暴涨审批过程,是否涉及任何不当举措或廉正问题。还有,为何保险公司可以超越大马的反暴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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