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今未能达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模式,这导致类似的争论不断上演。法律或许可以强制使用马来文,但无法强制塑造一种共享的国民身份认同。
ADVERTISEMENT
前首相敦马哈迪近日声称,吉隆坡商场中文招牌过多,让他感觉仿佛身处中国。他的这番言论再度引发了一场并不新鲜的争论,迅速激起两极反应。有人批评他带有“恐中”情绪,也有人指出他用英文发表此言论的讽刺意味,但也有许多人支持他的观点,认为这是马来文化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的一个警讯。
这并不是马哈迪第一次就华人或中国相关议题发声。他在过去曾针对森林城市和中国投资者表示担忧,认为我们正在将土地“出售”给中国。当他担任首相时,他甚至取消了几项中国投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后来得以恢复。这些事件显示,我国在捍卫马来主导地位与经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矛盾。
马哈迪的言论引发争议,并迅速升级为行动。吉隆坡市政局迅速展开执法行动,拆除不符合规定的招牌。这些行动不仅扰乱了商业运作,也在全国引发了激烈讨论。行动党议员方贵伦批评这项突如其来的执法行动,而旅游部长张庆信与巫青团团长阿克马也各自表态。
公众对此课题也出现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必要且合理的文化身份宣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执法行动不仅过于强硬,还反映政府更多关注形式而非实际问题。然而,这场争论背后的核心问题并非语言,而是马来西亚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未解难题。
在我国历史中,多元文化主义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是将其视为一种分层的安排,马来文化是核心,其他文化在此之下共存。这种解读与联邦宪法相符,宪法明确规定马来文是官方语言,伊斯兰是联邦宗教。在这一框架下,强制马来文招牌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文化责任。
另一种解读则是自由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平等共存,每一种文化都可以自由表达其独特性。在这一视角下,中文招牌不是威胁,而是多元社会活力的体现。因此,强制马来文招牌的举措被视为过度甚至违背包容价值的行为。
这类争论至今仍未解决。对某些人来说,独立初期我们体现了一种较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为每个群体的身份提供了表达空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环境逐渐倾向于强调马来文化的主导地位。现实情况更加复杂——虽然宪法确立了马来文和伊斯兰的地位,但并未明确其他语文和宗教在马来文化中的相对位置。
往更深层次看,这一问题也被政治化,成为获取选票的工具。对阿克马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这是一次展现“马来卫道士”形象的绝佳机会,他借此迎合那些认为马来身份受到威胁的选民。至于马哈迪,他的言论再次触动了长期存在的焦虑,即关于外来影响和文化稀释的担忧。无论这些威胁是否真实,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潜力却毋庸置疑。
对许多企业而言,吉隆坡市政局的执法行动不只是一场政治争论,而是一次切实的运营危机。招牌不仅是装饰物,更是品牌形象和识别的重要部分。更换招牌的成本对小型企业来说尤为沉重。此外,这一争议可能让游客误以为我国对多元文化缺乏包容性,从而损害旅游形象。然而,支持者则认为,这些行动完全合法,只是过去的不一致执行导致了问题的积累。他们也承认,虽然执法行动可能存在争议,但法律的实施本身并无不妥。
归根结底,这场争论的核心并非招牌本身,而是它所象征的意义。我们至今未能达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模式,这导致类似的争论不断上演。法律或许可以强制使用马来文,但无法强制塑造一种共享的国民身份认同。
目前,国家仍在两种多元文化模式之间徘徊——一种强调马来文化的主导地位,另一种则寻求在宪法框架下为所有文化提供平等空间。在这一矛盾解决之前,诸如招牌争议的事件将持续反映这个国家尚未找到真正的身份认同。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