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至今未能達成一種兼容幷蓄的多元文化模式,這導致類似的爭論不斷上演。法律或許可以強制使用馬來文,但無法強制塑造一種共享的國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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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首相敦馬哈迪近日聲稱,吉隆坡商場中文招牌過多,讓他感覺彷彿身處中國。他的這番言論再度引發了一場並不新鮮的爭論,迅速激起兩極反應。有人批評他帶有“恐中”情緒,也有人指出他用英文發表此言論的諷刺意味,但也有許多人支持他的觀點,認為這是馬來文化主導地位逐漸被削弱的一個警訊。
這並不是馬哈迪第一次就華人或中國相關議題發聲。他在過去曾針對森林城市和中國投資者表示擔憂,認為我們正在將土地“出售”給中國。當他擔任首相時,他甚至取消了幾項中國投資項目,雖然這些項目後來得以恢復。這些事件顯示,我國在捍衛馬來主導地位與經濟現實之間始終存在矛盾。
馬哈迪的言論引發爭議,並迅速升級為行動。吉隆坡市政局迅速展開執法行動,拆除不符合規定的招牌。這些行動不僅擾亂了商業運作,也在全國引發了激烈討論。行動黨議員方貴倫批評這項突如其來的執法行動,而旅遊部長張慶信與巫青團團長阿克馬也各自表態。
公眾對此課題也出現分歧。有人認為,這是一次必要且合理的文化身份宣示,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執法行動不僅過於強硬,還反映政府更多關注形式而非實際問題。然而,這場爭論背後的核心問題並非語言,而是馬來西亞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未解難題。
在我國曆史中,多元文化主義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讀是將其視為一種分層的安排,馬來文化是核心,其他文化在此之下共存。這種解讀與聯邦憲法相符,憲法明確規定馬來文是官方語言,伊斯蘭是聯邦宗教。在這一框架下,強制馬來文招牌不僅是法律義務,更是文化責任。
另一種解讀則是自由化,認為多元文化主義意味著平等共存,每一種文化都可以自由表達其獨特性。在這一視角下,中文招牌不是威脅,而是多元社會活力的體現。因此,強制馬來文招牌的舉措被視為過度甚至違揹包容價值的行為。
這類爭論至今仍未解決。對某些人來說,獨立初期我們體現了一種較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義模式,為每個群體的身份提供了表達空間。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環境逐漸傾向於強調馬來文化的主導地位。現實情況更加複雜——雖然憲法確立了馬來文和伊斯蘭的地位,但並未明確其他語文和宗教在馬來文化中的相對位置。
往更深層次看,這一問題也被政治化,成為獲取選票的工具。對阿克馬這樣的政治人物而言,這是一次展現“馬來衛道士”形象的絕佳機會,他藉此迎合那些認為馬來身份受到威脅的選民。至於馬哈迪,他的言論再次觸動了長期存在的焦慮,即關於外來影響和文化稀釋的擔憂。無論這些威脅是否真實,它們作為政治工具的潛力卻毋庸置疑。
對許多企業而言,吉隆坡市政局的執法行動不只是一場政治爭論,而是一次切實的運營危機。招牌不僅是裝飾物,更是品牌形象和識別的重要部分。更換招牌的成本對小型企業來說尤為沉重。此外,這一爭議可能讓遊客誤以為我國對多元文化缺乏包容性,從而損害旅遊形象。然而,支持者則認為,這些行動完全合法,只是過去的不一致執行導致了問題的積累。他們也承認,雖然執法行動可能存在爭議,但法律的實施本身並無不妥。
歸根結底,這場爭論的核心並非招牌本身,而是它所象徵的意義。我們至今未能達成一種兼容幷蓄的多元文化模式,這導致類似的爭論不斷上演。法律或許可以強制使用馬來文,但無法強制塑造一種共享的國民身份認同。
目前,國家仍在兩種多元文化模式之間徘徊——一種強調馬來文化的主導地位,另一種則尋求在憲法框架下為所有文化提供平等空間。在這一矛盾解決之前,諸如招牌爭議的事件將持續反映這個國家尚未找到真正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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