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林或伍或魏,他们是医生,也都有淑世关怀,并曾以行动贯彻他们的普世精神以及担起公共知识分子该担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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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在广州暨南大学118周年马来西亚专场《中马建交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题分享:《三个医生的淑世关怀:林文庆、伍连德、魏利煌》。
在中国,疫情下来,伍连德常被当成“爱(中)国主义”的教材。但就大马来说,我们很难用这种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来涵盖伍连德、林文庆和魏利煌等这些人的行为和贡献的。在那个年代,他们既是医生,也是社会精英、是公共知识分子。攻读医科学成之后,他们在新马开诊所当医生,而且都投入和引导着在地的社会改革运动。他们治人身体的病痛,也想医治社会的病痛。
林文庆的医术高明,也是深有远见的新马橡胶种植先驱,并且涉入金融界。他的社交活跃,既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也是新加坡立法院华人议员,但他亦曾加入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具有多元的身份认同。他还是创办新马华人女子学校的第一人,亦是印尼华人“华语”运动的奠基者(此事乃日前南大校友戴渊老师之告知,证据是荷兰文献的查索,期待他的论文出刊),并与丘菽园推动孔教复兴运动,又与伍连德积极投入禁烟(鸦片)运动,反对女子缠足,甚至同倡剪掉辫子。至于魏利煌则是比较后期的人物,居銮人,学成回到家乡服务,是平民医生,也是社会运动家,从政左翼。林、伍和魏,三名医生都有着浓烈的淑世情怀,都曾是社会改革运动家。
林文庆和伍连德是接受英文教育的,但他们都有“去中国”的经历,并且都在中国做了很了不起的大事。魏利煌则是华校岀身,他没有“去中国”服务。所以一个人的去不去中国,跟他的教育背景未必有直接关联,而跟时代和个人际遇有关。不过,在几个兄弟之中,魏利煌却是和中国祖籍地的亲戚最保有联系的。
林文庆因为挚友陈嘉庚的信任和拜托,去中国厦门当了校长,乐观地想把厦大打造成他理想中的中西融汇的“现代”大学。而伍连德去中国服务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他在槟城推动戒烟运动时得罪英殖民政府,被视为“制造麻烦之人”,之后更因为其诊所被搜得一安士未申报的鸦片剂量而遭法庭判罚一百块钱,这种羞辱性的判罚显然是他要“离开”的一个原因。毕竟谁要留在一个不受尊重的地方呢?选择去中国,那至少是一个可以让他发挥所长,也是获得信任的地方。而在中国医疗界服务,他也做出了“世界级”医疗防疫的巨大贡献。至于魏利煌,在大学时代就参加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有他的理念。毕业后,悬壸济世,也从政。先是马华,后是社阵,并成了60年代大马左翼运动的领袖。
只是,林文庆的心思太泛,学医又从商,从政又办校。在办学上他虽有理想和理念,但在厦大担任校长期间,却与激进师生有矛盾。开除有人气的老师,引发学潮,不仅纵容“打手”殴打学运学生,还愤说“厦大没有democracy”,引得厦大分裂,走了一半的师生,声誉大损。掌校后期,校主陈嘉庚没钱了,林文庆大部分时间耗于协助筹款。厦大被政府接管后,他依依不舍,返回新马。日据时期,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被迫,他担任了负责缴纳奉纳金的华侨协会主席,晚节不保。
魏利煌则从医亦从政,而且走的是反体制的左翼路线。虽曾是社会主义阵线的全国级领袖,却在敌对阵营和左翼激进派的内部斗争中都被扣为机会主义者,最终还是下台了。左翼斗争里终究容不下“温和”。淡出政坛,他醉心于摄影,作品以现实劳动人民的光影频获国际大奖。
相对于林、魏二人,伍连德的心思没有那么“野”,比较专注于他的医疗服务,成了世界级的抗疫战士,诺贝尔奖提名的第一个华人。他的贡献及影响最大,是跨越时空的。虽然他后期返马行医,生活却过得很平实。
但不管是林或伍或魏,他们是医生,也都有淑世关怀,并曾以行动贯彻他们的普世精神以及担起公共知识分子该担起的责任。医者医病医人医心医社会。他们当然有民族情怀和爱国情操,但他们的淑世关怀和实践却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和爱国,而是普世性的公共责任,他们的淑世关怀是跨越国家、民族、地域、阶级的。
今天,我们不缺成为强国王者荣耀的磁场,不缺专业,也不缺资讯,但从以上三个医生的故事,扪心自问:我们还有淑世的理想和心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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