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林或伍或魏,他們是醫生,也都有淑世關懷,並曾以行動貫徹他們的普世精神以及擔起公共知識分子該擔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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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在廣州暨南大學118週年馬來西亞專場《中馬建交50週年學術研討會》主題分享:《三個醫生的淑世關懷:林文慶、伍連德、魏利煌》。
在中國,疫情下來,伍連德常被當成“愛(中)國主義”的教材。但就大馬來說,我們很難用這種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來涵蓋伍連德、林文慶和魏利煌等這些人的行為和貢獻的。在那個年代,他們既是醫生,也是社會精英、是公共知識分子。攻讀醫科學成之後,他們在新馬開診所當醫生,而且都投入和引導著在地的社會改革運動。他們治人身體的病痛,也想醫治社會的病痛。
林文慶的醫術高明,也是深有遠見的新馬橡膠種植先驅,並且涉入金融界。他的社交活躍,既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副會長,也是新加坡立法院華人議員,但他亦曾加入同盟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具有多元的身份認同。他還是創辦新馬華人女子學校的第一人,亦是印尼華人“華語”運動的奠基者(此事乃日前南大校友戴淵老師之告知,證據是荷蘭文獻的查索,期待他的論文出刊),並與丘菽園推動孔教復興運動,又與伍連德積極投入禁菸(鴉片)運動,反對女子纏足,甚至同倡剪掉辮子。至於魏利煌則是比較後期的人物,居鑾人,學成回到家鄉服務,是平民醫生,也是社會運動家,從政左翼。林、伍和魏,三名醫生都有著濃烈的淑世情懷,都曾是社會改革運動家。
林文慶和伍連德是接受英文教育的,但他們都有“去中國”的經歷,並且都在中國做了很了不起的大事。魏利煌則是華校岀身,他沒有“去中國”服務。所以一個人的去不去中國,跟他的教育背景未必有直接關聯,而跟時代和個人際遇有關。不過,在幾個兄弟之中,魏利煌卻是和中國祖籍地的親戚最保有聯繫的。
林文慶因為摯友陳嘉庚的信任和拜託,去中國廈門當了校長,樂觀地想把廈大打造成他理想中的中西融匯的“現代”大學。而伍連德去中國服務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種解讀,但他在檳城推動戒菸運動時得罪英殖民政府,被視為“製造麻煩之人”,之後更因為其診所被搜得一安士未申報的鴉片劑量而遭法庭判罰一百塊錢,這種羞辱性的判罰顯然是他要“離開”的一個原因。畢竟誰要留在一個不受尊重的地方呢?選擇去中國,那至少是一個可以讓他發揮所長,也是獲得信任的地方。而在中國醫療界服務,他也做出了“世界級”醫療防疫的巨大貢獻。至於魏利煌,在大學時代就參加了社會主義俱樂部,有他的理念。畢業後,懸壼濟世,也從政。先是馬華,後是社陣,併成了60年代大馬左翼運動的領袖。
只是,林文慶的心思太泛,學醫又從商,從政又辦校。在辦學上他雖有理想和理念,但在廈大擔任校長期間,卻與激進師生有矛盾。開除有人氣的老師,引發學潮,不僅縱容“打手”毆打學運學生,還憤說“廈大沒有democracy”,引得廈大分裂,走了一半的師生,聲譽大損。掌校後期,校主陳嘉庚沒錢了,林文慶大部分時間耗於協助籌款。廈大被政府接管後,他依依不捨,返回新馬。日據時期,不管是出於無奈還是被迫,他擔任了負責繳納奉納金的華僑協會主席,晚節不保。
魏利煌則從醫亦從政,而且走的是反體制的左翼路線。雖曾是社會主義陣線的全國級領袖,卻在敵對陣營和左翼激進派的內部鬥爭中都被扣為機會主義者,最終還是下臺了。左翼鬥爭裡終究容不下“溫和”。淡出政壇,他醉心於攝影,作品以現實勞動人民的光影頻獲國際大獎。
相對於林、魏二人,伍連德的心思沒有那麼“野”,比較專注於他的醫療服務,成了世界級的抗疫戰士,諾貝爾獎提名的第一個華人。他的貢獻及影響最大,是跨越時空的。雖然他後期返馬行醫,生活卻過得很平實。
但不管是林或伍或魏,他們是醫生,也都有淑世關懷,並曾以行動貫徹他們的普世精神以及擔起公共知識分子該擔起的責任。醫者醫病醫人醫心醫社會。他們當然有民族情懷和愛國情操,但他們的淑世關懷和實踐卻不僅僅侷限於民族和愛國,而是普世性的公共責任,他們的淑世關懷是跨越國家、民族、地域、階級的。
今天,我們不缺成為強國王者榮耀的磁場,不缺專業,也不缺資訊,但從以上三個醫生的故事,捫心自問:我們還有淑世的理想和心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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